简论周邦彦及其清真词【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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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汉语言文学笑傲红尘愁尽清觞——简论周邦彦及其清真词一、综述本课题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选题的依据和意义（一）、研究动态：周邦彦是北宋末年的词坛巨匠之一，是历年来研究的重点与热点。据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在两宋十大词人“排行榜”上，周邦彦与苏轼同居第二位（参见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20世纪的周邦彦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96年3月，《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刊登了崔海正、阎立亮的《近年周邦彦词研究述略》一文，湖北大学词学研究中心主编的《词学研究年鉴（1995～1996）》（武汉

2、出版社2000年3月版）刊发了董希平《苏轼、周邦彦及其词研究综述》一文，两文分别对1997年前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成果作了回顾与描述。1997—1999三年中，对周邦彦及其词的研究又有新的进展，共发表了近20篇学术论文，关于周邦彦与大晟府的关系有了新的发现，对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且关于周词艺术诸方面的探讨在角度上也有创新。现将尽年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1、对周邦彦与大晟府及大晟词人关系的考证　　周邦彦曾出任大晟府提举官，使得大晟府在词史上蒙上一层炫目的光彩。诸葛忆兵《周邦彦提举大晟府考》（《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一文考辨了周邦彦在大

3、晟府的任职经历，澄清了诸多史实，有助于重新审视大晟府对宋词的影响。该文认为后人对周邦彦的误解的关键点在于周任职于大晟府的时间及因此所发挥的作用。作者从周的履历和其他大晟府的提举官任期两方面加以考辨，认为周提举大晟府的具体时间，是在政和六年（1116）十月至政和七年（1117）三月之间，任期最长不超过半年，短则或许只有一二个月。此外，作者考证出，大晟府诸多重大举措，均与周无关；而且，周在大晟府期间与其他六位“大晟词人”（据有词收入《全宋词》者）鲜有共事与交游。这样，周对大晟府的贡献显得较小，澄清了自《碧鸡漫志》历《词源》而下的诸多不实之说。26　　龙建国《

4、大晟府与大晟府词派》（《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一文承杨海明的说法，将周邦彦归入大晟府词派，认为“大声”不仅是周对万俟咏词的审美评价，而且是周及其他大晟府词人共同的艺术追求。将周纳入一定的流派，在群体透视与个案分析中全面把握周词的艺术追求、艺术渊源与艺术表现等是一个新的进步，其思维与视角的突破，实大有功于周词研究。　　诸葛忆兵《大晟词风和北宋末年世风》（《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一文称周邦彦为“大晟词人”。作者探讨北宋末年世风对周邦彦等人的创作影响，认为以周为首的大晟词人创作上呈现出某些共同特征，形成大晟词风。世风的谄媚、浮糜与趋雅相应地形成词风

5、的谀颂、俚俗和醇雅。将周并入大晟词人，并据此而论其词风与世风之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词体内部的某些演化嬗变轨迹。　2、对周邦彦的词史地位的论定　　周邦彦词史地位的探讨，历年来都是周邦彦研究的热点，其中以蒋哲伦《论周邦彦在词史上的地位》（《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1期）和杨万里《论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为代表。　　蒋文对前人“集大成”说提出异议，认为周氏尽管“精工博大”，但够不上“集大成”。作者重点从词史演进的角度论述周在词体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认为周作为“词人词”的最大代表，在词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同

6、时指出，将清真斥作唯美主义或形式主义词风开启者的做法，则不仅无视于其词内蕴的深情远意，实际上也反映出对词史的演进过程的偏颇之见。杨文从清真词在宋代被理解和被接受的过程来考察清真词在宋代的文学效应，以此论证周邦彦在宋代的词史地位。作者从宋人对清真词的评价和有代表性的宋人创作实绩两方面入手，对清真词进行历史面貌还原的阐释。通过两方面的考察，作者勾勒出清真在宋代的接受过程，并总结出三点结论：①、清真词名，始盛于殁后80多年，在此以前，词名并不显著；从南宋中后期开始，特别是到了南宋末，清真成了词坛的领袖，开始了治词坛几百年的历程。②、宋人学清真往往只抓住其中的一

7、个方面，忽视了从词藻、词法、词律等方面去学他，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地了解他。广而言之，每个时代，只会依据自己时代的特点与风尚来理解和接受历史上的某位文学家或某种文学传统。③、清真词集词体之大成，最为词家雅词正宗。　　3、清真词在词雅化中的作用及其艺术成就。26近年关于这个问题论述较多，依然集中在“集大成”或“结北开南”上，如王洪《试论唐宋词发展史上的五个里程碑及其词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二期）一文认为“词史之流变，赋予周邦彦的使命，正是上承苏轼的雅格，并完成这种雅化之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清真词中的每个字，似乎都经历华夏几千年文明之酒的浸泡，

8、洋溢着几千年文明的高雅之魂。”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