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德观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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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道德观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影响探析摘要：若论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影响之直接与明晰，当首推儒家道徳观。儒家道德观体系中有三个主要的伦理准则一一克己、忠恕与中庸一一与大传统诉讼文化气质相通，其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气质模塑途径，最主要的则有两条：儒吏们的理讼实践；以倫家道徳观为底色的家法族规的潜移默化。宋代以降商业文明在不少区域的兴盛，使得儒家道徳观无法再像以往那样能够强冇力地统摄诉讼文化的不同层血。儒家道徳观根源于农业文明并与之深度契合，而以“无讼”为价值追求的大传统诉讼文化，亦是缘自于对农业文明这一经济基础的回应。从宏观上将不同的文明类型、道德观念和诉讼文化加以对应讨论，对其间所透露的那

2、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选择性亲和性”加以洞察，不失为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前必要的框架性认识。关键词：倫家道德观；诉讼文化；无讼；文明类型；选择性亲和性长期以来，法律史研究者们通常认为，传统中国诉讼文化是以“无讼”为其价值取向。［1］杨鸿烈认为，《周易》中所体现的“非讼”思想，是这种价值取向的重妾思想渊源。［2］另有学者也主张，“《周易》之讼卦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与讼争相关的原始文献，其内含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传统屮国涉’讼’Z法律思想与制度的源头。”［3］上述看法不无其道理，但若论对传统中国诉讼文化影响Z直接与明晰，则当首推條家道徳观，［4］盖自汉武Z世“罢黜百家，独尊倫术”以来，儒家道

3、徳观便因得到官方扶持而加速向传统诉讼文化的不同层面广为渗透。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将从儒家道徳观体系中厘出其主要藉以影响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三个伦理准则，继而阐述此三个伦理准则具体影响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主要途径，再以宋代以降H益彰显于传统诉讼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张力与冲突，［5］來说明儒家道徳观并非能够始终强有力地统摄传统诉讼文化的不同层面，并对其原因加以宏观阐释。一、儒家伦理准则与传统中国诉讼文化的沟通依照学界通常的看法，儒家伦理以“仁”和“礼”为其核心。所谓“礼”，在儒家学说中主要是指纲纪伦常（礼义）以及由其发展出来的社会等级关系安排（礼制、礼仪、礼教）。［6］“仁”则是指对

4、内存性尽心，诚意尽仁，务求自我完善。此观点的提出乃是衔接西周“徳”的内涵而來。孔子期望通过个体的内心修养“唤起人们……的良知与天性，激发人对亲人、亲族他人的情感与爱心”。［7］为了达致“礼”与“仁”的道德要求，人们必得修身、反省、内求，而其实践方法则主要冇“克己”和“忠恕”两途。⑻所谓“克己”，是指使自己的思想、言行皆符合于礼之规定，从而真正成为一名冇仁徳Z人，故有''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在礼的精神Z分鉴下，如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反对“上下交征利”而倡导“仁政”（《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则称夫仁人者，正英谊不谋英利，明英道不计其功。”［9］在

5、此种儒家义利观的观照下（自宋代以來更是渐趋极端化［10］）,诉讼被视作是在追求个人私利，被认为易使人们争心纷起而危及秩序，无法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一一“义”。是以儒家在道德评价上往往非难诉讼，认为言利的诉讼有悖于君子的价值观。孔子在讲“仁”时曾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后世藉此认为，備家倡导人们在处理人己关系上推己及人，反对“皆挟口为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和念旧恶。此即儒家所标榜的忠恕Z道。［II］在儒家看來，君子不尚争，即便对于不仁Z人也不应痛恨过甚，例如孔了便曾言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们》），而应宽恕容忍，旁通以情。至于双

6、方步入衙门公堂涉讼对峙，为一己之私而竭尽全力欲使对方败诉，则更是有亏于出恕之道，故而君子不可为之。依照倫家的观点，只要人人皆能行出恕之道，则天下便可臻于无讼之治世。正如常備焦循所称的：“夭下之人皆能挈矩，皆能恕，尚何讼之冇？”［12］故而在崇尚忠恕之道的倫家道德观中，诉讼是无法具冇道德评价上的正当性。《论语•雍也》有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依据宋儒的解释，不偏不倚谓中，平常谓庸，中滞就是不偏于对立双方当中的任何一方，使双方保持均衡的状态。［13］在儒家看來，中庸是最理想的境界。孔子以中庸为最高的美徳，就社会意义而言，英目的在于希槊藉此维持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但由于孔子有些夸

7、大调和与平衡的作用，再加上后世迂儒有意无意地断章取义，中庸理论在其后沦落到一味追求折衷主义与调和主义的境地。当儒家知识分子持此道德观去反观诉讼时，便自然会认为诉讼破坏了“和谐”的理念与“和为贵”的传统而象征着失序。是以诉讼被视作为那些不遵儒家教诲的小人的败徳之行，而常常遭到儒家士人的口诛笔伐。也因此，不少儒吏即便是在受理词讼后，往往会先以反复为Z的教导与调解，來替代泾谓分明的立即审判。儒吏们的这种作法,被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称为“教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