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沉默者的胜利

《莫言：沉默者的胜利》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行业资料-天天文库。

1、莫言：沉默者的胜利中国有两位诺奖得主，他们都是沉默者。10月11日19点，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第二位诺奖得主。据说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overjoyedandscared（狂喜并惶恐）”。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然而，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此外，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的莫言，今年还与另外99位作家一起手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迹近自污。记忆力不错的人，

2、还会翻出2009年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的演讲，当时他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对深受政治侵扰因而极度期待文字英雄的中国人来说，这活像是一个作家交出投降书。不过，莫言虽缺乏推墙的勇气或兴趣，但还没有站在墙的那边（至少作品没有）。他退缩到自己的文学王国中去，不做勇士，但也并非隐士，在他的小说中，仍然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莫言的作品很少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尽管他对政治并非全无看法。他的政治观点，常以特别迂回的方式藏起来，这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的本能。他恪守了自己笔名所规定的法则：莫

3、言。原名管谟业的他曾谈及笔名来由：文革开始时，因为家庭出身上中农以及叔叔被划为右派，年仅十岁的他被视为“坏分子”而被迫缀学，回乡务农。他祖父只不过有几亩地和几头牛，在当时就被划为阶级敌人。童年的悲剧性遭遇，让他取名字谐音来作笔名，以告诫自己。成年后，莫言饱看了太多农民的忧伤和苦难，因此更加小心翼翼，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我见过对莫言小说最好的一句话评论是：“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决非指责莫言没有悲悯，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具备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4、莫言是一个作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名气足够大，又能写字，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误会。持批判立场，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才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他很少就公共问题发言，他只是一个喜欢写小说也会写小说的手艺人。人们对莫言的敢言期待，可以理解，却未必站得住脚。人们对他的失望，则是一种变相的期待，仍然没有必要。莫言有巨大的名声，但他没有义务以此来对抗体制。我们可以因此不喜欢他，但没有太多理由去要求他。三年前，莫言

5、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象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莫言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为什么对着国王的仪仗行礼反而需要勇气？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

6、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据莫言自述，他1955年出生在山东一个荒凉农村，家里人口很多。在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极度贫困，他像小狗、小猫一样长大。上小学时，碰上文化大革命，在学校跟人家造反，上房拆瓦。文化大革命没结束，就辍学回家劳动，因此他的正式学历是小学五年级。1976年，他参军，离开农村。1984年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了两年，期间写出成名作《红高粱》。1988年他到北京师范大学，走上专业创作

7、道路。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报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轮回》，主题不限于土改，但对土改的残酷有深刻准确的描写。就在今年9月，莫言还转播了一条关于农村问题的微博，并且加上评语：“关键是要像1951年土地证上写的那样：土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有耕种、变卖、赠予等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他另一

8、部长篇小说《蛙》，主题则是计划生育与悔罪。就这部小说接受许戈辉专访时，莫言说：“我本人也有很深的忏悔心理。我当时就是以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把孩子做掉了，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内心深处很痛的一个地方”。可是，当被问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时，他却笨拙地为政府辩护：“中国制定计划生育政策也是迫不得已。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也是丈夫，也是儿子，也是父亲。他们难道不愿意子孙满堂吗？当时之所以制定这么一个政策，确实是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幅度太快了。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