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洪才事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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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忘了我，我没忘国家的任务车洪才教授《人物》杂志2014年第2期讲述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车洪才的故事,1978年国家立项编纂阿富汗语词典,车洪才教授历时36年独力完成，2014年，当78岁的车教授走进商务印书馆交付成果，已无人记得这项战略情报任务。现在,这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会在今年年内出版，每千字稿酬80元。36年前，国家让他编纂"阿富汗语词典"，后来国家忘记了这项任务。Whoisit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者。在打印店打了几份材料之后，车洪才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们

2、装进包里，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进门之后他也不知道该找谁，直到传达室的人来询问，他才被告知应该去外语辞书编辑室。编辑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问他：〃您要出什么书？"他说："出一本词典，《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没听说过。"小姑娘摇摇头。"大概有多少字呢？"她又问。"两百多万。"车洪才答道。她惊讶地抬起头，赶忙去找编辑室的主任。当编辑室主任张文英赶到时，车洪才把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的材料交给了她。她越看越吃惊，突然发现这本词典在商务印书馆是立了项的，但她却完全没有印象。最后她跑去资料室查档案，结果在一

3、份1970年代的档案中找到了记录：商务印书馆接全国辞书工作会议的指示，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时间是1978年。这意味着，到2014年即将出版为止，这部词典编了整整36年。1978年国家立项编纂阿富汗普什图语词典任务冲国传媒大学教授车洪才历时36年独力完成。车教授还编篡过一本《普什图语高级阅读》。被人遗忘的词典车洪才的儿子车然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京自家的客厅里，摆了一个占据整面墙的柜子。柜子很像是中药房里的药柜，上面有一个个的小抽屉，"往外拉能看到里面是一溜写满字的白色卡片，沉得要命。"那时候除了父亲没人能看

4、懂上面写了什么，他也不知道父亲的工作跟这卡片有什么关系。后来，车然又把这些卡片统统搬到了厦门，因为怕丢失不敢托运，只好每次坐飞机带一部分，"果然沉得要命,每次都超重。"这些卡片是车洪才在30多年里积攒出来的，上面写满了普什图语汉语的翻译词条。这几年天冷的时候,已经退休多年的车洪才就会到厦门儿子家里住上几个月,没事的时候他打太极拳，陪老伴去海边或者干脆在家里看诗歌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对着_台电脑,把卡片的内容输入进去。现在,这台东芝笔记本电脑是他的"宝贝"，里面存着他积累的包括5万个词条、合计250多万字的普什图语汉语词

5、典。为此他曾经做过两次眼部手术,其中一次是视网膜脱落,早上一起床发现平时个子高挑的孙女怎么成了一条缝?结果第二天就看不见了。然后就是这些年耳朵也听不太清了，左耳比右耳好些,所以家人都习惯站在左边跟他说话。邻居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喜欢在院子里溜达、有点耳背的老先生即将完成国内第一部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但事实上，连出版社都忘记了这部字典的存在。当初负责这部词典的编辑孙敦汉已经80多岁，他还记得当时有两个人脱产来编这个词典，其中一个就是车洪才。"当时没有规定期限，没人知道要做多长时间。"在他的记忆里后来又开过很多次辞书会议，有的

6、词典又分给其他出版社了，"文革"刚结束也比较混乱,加上两人工作调动的原因,"就渐渐没了联系,出版社也就忘了这回事。"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除了这些人，很少有人会用这本词典。"车然一直担心词典无法出版，他托人打听别的出版社，甚至考虑过自己出钱完成父亲的心愿。"我不着急，这都等了30多年了。"车洪才说，"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最我知道。"这些年，唯一关注他的词典的居然是

7、一位居住在美国的阿富汗人，车洪才也搞不清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打电话过来问我的情况，上来先用英语说,然后开始用普什图语，好像在考验我似的。但我答得很好。"这让他有些宽慰。天降大任在车洪才北京家中的书柜里，大大小小放着他在大使馆工作期间和各国政要的合影。书柜的最深处有一个16开的本子，封面用普什图语和英语写着"毕业证书"，是他在阿富汗喀布尔大学文学院留学后获得的”那里是他和普什图语最早结缘的地方。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政府幵始加强与亚非拉各国的联系,与中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这时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

8、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外语系学生去十几个国家学习小语种，即非通用语。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念大三的车洪才就是被抽调的学生之一。他异常兴奋，〃因为派去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比较多，而当时阿富汗还被划为资本主义国家，机会很少。”那时候他还不是党员，他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