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重在反腐倡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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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重在反腐倡廉丰黄公路丰县收费站吴旭一个集团，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无论创业多么努力，所创财富是有限的，正如古人云：积钱犹如针挑土，用钱犹如水推沙。如永享太平，就要有患难与共，有福同享的道德观念。管理者首先应做到大公无私，设身处地，以身作则来当好家。如果贪字当头，就等于这个集团发生了癌症，如不及时救治，就会蔓延到整个肌体，那么这个肌体就只有命丧黄泉。这个道理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作为人脸是应该天天洗的，不洗就会灰尘满面；衣服是应该经常换的，不换也会污浊全身；思想也是应该经常反省的，不反省

2、也会逐步演变向懒馋占贪方向发展。没有约束的家庭，会出现没有水准的人群，没有纪律的团体必定是一个乌七八糟的团体，没有法制的国家，必定是一个贪赌盗淫猖獗的国家。这一切追根溯源都来自于一个贪字开始，治贪重在堵漏，堵漏一是从纪律条例上堵，二是从民众千万双眼睛观察的结果上堵。古代帝王都懂得，一派钦差大臣，二搞微服私访。尤其是毛泽东一搞社教运动，二搞四清运动，使贪官在几十元或几百元刚抬头时就被治住，从来不会出现百万、千万等大案，更不会出现一市一县财政被贪空的现象。改革开放初期，企业承包，由于一些人明确了意图，把一

3、些一年上交税利上百万的厂，用十来万的承旬额承包给自己的亲戚，到了年终把数百万的盈利分个精光，还说亏了本,对承包金实行减免。有的还利用企业名义贷款不还，几年下来，设备损坏了，厂房垮了，国家税没收到，没想到连破烂厂房也被贷款冲光了。这种承包把国家企业变成了少数有权人种的自留地，各捞一把甩手不干了。这样一来，给新的领导造成前所未有的困难，但事已至此，症结难返也要返，不返能行吗？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思想解放、勇于探索、廉洁奉公、先人后己、英勇奋斗、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优秀党员和模范干部，因而取得了前所

4、未有的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但是，也应当看到，有少数党员干部，经不起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滋生了一些腐败现象。有的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有的利用工作之便,索拿卡要，有的利用公款请客送礼，奢侈浪费，还有的贪图美色，腐化堕落。我们有些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官”念上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是宗旨、理想、纪律、观念不强。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而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当作高踞人民之上的“官老爷”，动辄以“老板”、“父母官”自居，想的不是党的事业，心中没有大目标，没

5、有人民群众，而是在个人利益上兜圈子，整天想的只是位子、票子、房子、车子、儿子；甚至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干出了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情。还有一些党员干部思想上安于现状，满足于守摊子，混日子，当的是不动脑筋、照搬照套的“传令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世官”，不思进取，不解决矛盾，求稳怕乱的“太平官”。这些虽然发生在个别人身上，但直接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损害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干扰、阻碍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古人云:"廉者，民之表也；贪者

6、，民之贼也”、“倡廉者兴，腐败者亡”。这是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综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一直存在。但是，历史文化记述的经验都表明：凡是反腐败成功的朝代，必然社会发展、国家兴盛；凡是腐败严重的朝代，必然社会衰退、国家灭亡。这样的事例古往今来比比皆是。唐太宗李世民，借鉴隋炀帝腐败亡国的教训，得出了“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丧其身。”于是，他采取一系列反腐措施，革新政治，尚俭戒奢，并赐死侵暴百姓的堂叔，使大唐江山万象更新，国家稳定，人民富裕，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景，一

7、举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强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贞观之治”。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朝败亡的教训，用重刑治国，明确规定：“赃者六十两银以上者，枭首示众。”官吏贪污一经发现，轻则充军或罚作苦役，重则处死，并带头处死私贩茶叶敛财的驸马，使得贪官人人自危，收敛其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清世祖顺治规定：“赃至十两白银者，责40板，流徙西北地方。”随后，康熙、雍正皇帝又推行了一系列治贪的措施，因而出现了康、雍盛世，文治武功皆达鼎盛时期，国泰民安。但随后官吏贪污之风盛行，至慈禧时，腐败更加严重，大清王朝病入膏肓，不得不亡

8、。我们共产党对腐败更保持了高度警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教导同志们以李自成为鉴戒，不要犯骄傲、腐败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把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在战争时期有过功劳而进城后犯贪污罪的高级干部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规律。综观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一直存在。但是，历史文化记述的经验都表明：凡是反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