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仍需宏大叙事作家更需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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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仍需宏大叙事作家更需责任担当马德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人民日报在“文学观象”栏目连续刊发了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江等5位专家学者参加的笔谈文章，就：文学不能'虚无'历史、文学不能消解道徳、文学不能成为负能量”等一系列重要论题展开辨析、探讨。这些论题和专家学者观点，直指我国目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出现的种种“文学乱象”，既高屋建範、切中时弊，乂正本清源、发人深省，在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必将对推动我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应该说，造成“文学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危害更是不言而喻的。如何扫除

2、“文学乱象”，真正提升文学表现人类心灵、反映民族吋代的精神价值？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多元并存的吋代，文学仍需宏大叙事，作家更需责任担当。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叙事方式，宏大叙事不仅是一种整体性的叙述方式与文学态度，而且是一种人类思维方式和精神性追求。从历史理性上，宏大叙事体现着关于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整体构想，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木身蕴含着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从审美自觉上，宏大叙事由于往往是以长篇巨制的宏大规模来反映包括阶级革命、启蒙解放、国家民族命运等人类重大历史事件或剖析重要社会问题，包

3、含着自由、民主、启蒙、责任等使命意义上的崇高精神；从创作主体上，宏大叙事是一种主体性高扬的叙事，是一种代言性的“大我”的叙事，强调的是关注社会的责任精神。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自己的宏大叙事，以解释自身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从而构筑理想蓝图、凝聚精神力量、建立价值体系、提升精神境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宏大叙事因其与国家命运和民族灵魂的密切联系而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叙事，并且形成了紧扣时代生活、关注民生疾苦、探索人生境遇的直面现实的文学传统。然而，二十年多來，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冲击

4、下，随着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旁落，本是中国当代经典叙事模式的宏大叙事被彻底颠覆抛弃，改变了当代叙事文学观念与现状，呈现出放逐理想、“虚无”历史、消解崇高、追逐欲望、热衷娱乐等“文学乱象”。当然，我们不必讳言宏大叙事过去在极端政治意识形态控制Z下导致的文学偏失，而应根据时代语境的变化辩证考察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在合理性与存在价值。更重要的是，在当下创作中文学精神普遍弱化与缺失的情况下，已经不是如何克服宏大叙事的陈腐与过吋，而是如何纠正琐碎的私人化叙事带来的社会责任、价值关怀等文学精神的萎缩和颓败，

5、而这恰恰是人们对当下文学感到普遍失望和作家屡遭诟病的主要原因。因此，重构宏大叙事的文学精神担当，首要问题是作家要具有“代言人”的主体定位，必须承担起关注和把握社会历史变化的责任与使命。这既是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和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文学的社会功能所决定的。一是作家要有感时忧国的历史承担意识。所谓感吋忧国，就是个体对所处吋代表现出的一种历史担当和责任意识。但目前文坛上有一种流行的看法,以为文学作品只要表现“历史使命”、“吋代要求”、“社会担当”等，就会限制作家的创作个性与自由，就会削弱文学的纯洁性和作品

6、的艺术质量；甚至有些人鄙视担当社会责任的作家、艺术家，讽刺他们是意识形态的附和者、存有某种不良的政治目的等等。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学，不仅是作家自己的精神产品，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镜子，是浓缩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知识、情感、信仰等文化精神的宝库。著名评论家吴俊认为：“从宏观角度看，我把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和性质界定为是国家性，当代文学首先即为国家文学/正是基于对当代中国文学这种基本性质的认识和把握，我们的作家更需要对国家命运、民族使命的口觉承担。当然，这种强调和要求，并不是要作家像过去那

7、样趋炎附势，成为迎合政治的传声筒，也不是要否认作家自我个性，更不是否认艺术表达的独特性。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对吋代社会以及人类做出宏大的哲学反思，也才有可能获得不竭的情感源泉和创造灵感，进而创作出具有厚重历史感、深广忧患意识和高度艺术审美价值的作品。二是作家要有敢为社会良知的代言意识。作家作为知识分了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纯粹个人的写作，还应该成为一个社会良知的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应该是最具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人，否则就不配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随着作家身份的定位发生转移，由政治的代言人变成

8、口我的言说者，个人话语取代了社会话语，作家所扮演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代言人”角色被一些人所否定。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过去作家担负的包袱太重，但作家无论何时都不可能以一个平面人自居，因为作家一旦卸掉自身对历史的使命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也就丧失了作家的良知与底线。契诃夫说：“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面对当下消费社会的功利主义带给人们精神价值缺失的现状，作为当代作家更应该具有这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