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魏晋哲学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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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秦汉——魏晋哲学通论先秦时期，人们大都热衷于辨认自然界的现存物象与探究社会现存政治、人伦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现象学”。自然界现存的种种事物、社会现存的种种关系是怎样产生的？受什么东西支配？这些隐藏于现象背后的问题，唯道家学派开始触及。但借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而形成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则是在秦汉时期。这种思潮，人们称为宇宙生成论—宇宙本源论。秦汉之际的宇宙本源论始于《易传》。《易传》所构筑的宇宙本源论显然启迪于老子。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道”是绝对无偶的，用数来表示为“一”。“二

2、”指阴气和阳气。“三”指阴阳相合所形成的一种均调和谐的状态。这段话可解释为：“道”是独一无偶的，独一无偶的“道”禀赋阴阳两气，阴阳两气相交而成一种适匀的状态，万物都在这种状态中产生的。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两气互相激荡而成新的和谐体。）的说法，就是在描述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和依据。然而，我们认为，老子虽然表述了宇宙本源论的观点，却没有构造起宇宙本源论的思想系统。只有到了《易传》，才每一次完成了本源论的建构。《易传•系辞》上有这样一段话：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在这里，人们虽对“太极”的理解各异，

3、但这段话的思想还是很明确的，它描述的是由“太极”而阴阳二气（两仪），由阴阳二气而春夏秋冬（四象），由春夏秋冬四时而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八物（八卦），由这八物而产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过程。很明显，我们从这种论说中可以找到老子的影子。但是，《易传》的整个思想旨归与老子极不相同：1）老子的产生万物的“道”是“与物反”的，要认识和体察“道”必须否定万物、涤除感知以复归于无；2）《易传》虽然也是为万物的存在寻找本源和依据，但是，作为万物存在本源和依据的“太极”与其所生的万物却具有类的同一性与通感性。《易传•序卦》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

4、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这里，由天地而万物，由万物而男女，由男女而夫妇子女君臣等，这是一种正面的、顺向的“化生”关系。在这种“化生”关系中，生者与被生者是互相确认、互相蕴含，而不是互相排斥、互相否弃的。但尽管《易传》的宇宙本源论思想已初具规模，却有几个理论上难题无法解决：首先，那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太极”怎么能够化生纷繁杂呈的万物呢？其次，按照《易传》的思想，一方面，性质相同的事物可以同类相感，性质相反的事物可以异类相荡，由此使整个世界生生不已、变化无

5、穷；但另一方面，《易传》又称，由阴阳二仪交感所生的万物又呈现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的阴阳定位不变性，这不是很矛盾吗？再次，同类事物何以能够神妙地相互感应？异类事物何以能够相互推荡？这些难题，《易传》本身是通过将“太极”神化来解决的。在《易传》看来，正因为“太极”神秘莫测，“无方无体”，它才能造成这样一个既变化无穷而又井然有序的世界，万事万物的性质、样态及变化法则都是这神奇的“太极”的体现。由此，《易传》的宇宙本源论最终堕入了神学的迷途。《易传》开出的宇宙本源论思想，规定了两

6、汉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不管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道教的“神仙论”等具有多少差别，从理论上看，它们都根自于《易传》的理论系统，它们为克服《易传》引发的难题而各自建立的理论，又分别陷进了不同的理论缺陷之中：今文经学派的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主张“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将宇宙万物的本源归结为无形而可感的“气”，从而排除了那个既无确定性质又神妙无方的“太极”，似乎避免了《易传》的神学思辨，增加了理论的经验性和科学性。但是，由于董仲舒与《易传》同样地认为来自同一本源的宇宙万物都

7、具有质的共同性与可通感性，他仍然不得不借助神的创造力才能解释万物的这种神奇的关系。在董仲舒试图依他所确认的宇宙万物的同类相感原则去广泛地说明自然界与社会发生的种种现象时，他的思想甚至不能不流为谶纬迷信。道教是产生于两汉之际的一种宗教，亦主元气本源论—宇宙生成论。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就称：天地开辟贵本根，乃气之元也。（《太平经合校》）既然万物由自然元气所生，那么，万物就是实在的，万物的生灭变化也是自然的、客观的。依此，道教的本源论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道教思想家由此却推出了“神仙论”。在道教思想家看来，化生于同一种元气的物既然具有类的共

8、同性与相通性，那么由气化生的人通过练精保气的功夫修成神仙、回归本源也应当具有现实可行性。这样，道教的“神仙论”同样获得了理论上的基础。秦汉思想家通过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