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红了——贺莫言诺奖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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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粱红了一一贺莫言诺奖加身莫言成为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又是一位共产党员还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政府的“官方作家”摘取西方文学的最高殊荣，犹如一枚炸弹，在全球炸出了一片文学与政治的争论，褒贬浪潮此起彼伏。反对者质疑莫言获奖实际上“功夫在诗外”，甚至批评诺奖委员会嘉奖中国官方作家，是基于政治因素上的考量。莫言自己则强调：诺奖授予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发给个人而非国家。”在被记者问到对中国新闻审查的看法时，莫言说自己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限制和检查。他说自己申请签证要受到检查，坐飞机出

2、国要被检查，甚至得摘掉裤带脱掉鞋子接受检查，但莫言说这些检查是必要的。由此，莫言说到新闻审查的必要性。他认为新闻审查中国和外国都有，只不过新闻检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而已。他说只希望新闻审查有更高的标准，不违背真相的内容不应该被审查，造谣和诬蔑都应该被审查。面对瑞典记者提问，莫言否认自己说过躲避新闻审查有利于写出好作品的话，他说那是媒体报道有误。但他表示：“我要说句真心话，如果一个作家认为自由状态下必定能写出伟大的作品，那是幻想；反过来，作家在不自由或不太自由的状态下必定写不出好作品，也是假话。”莫言说，自由与否关键在于作家内心是否自由，看作家自己是否能够超越政治、超越阶级而写作。此次

3、莫言"诺奖效应”对于文坛、媒体乃至政坛的震撼，是以往西方作家获奖时所不能比拟的，纷纷攘攘的热闹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方势力皆高调地站出来表态甚至政治站队。笔者倒是觉得，此时此刻，仔细品味莫言诺奖加身后的诸多"语录”，尤其显得意味深长、可圈可点。笔者拜读莫言著作，除了佩服莫言“走钢丝的能耐”外，再就是觉得他的黑色幽默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鞭鞅，甚至超越了某些所谓“体制外”的自由作家。就算莫言是'‘戴着镣铐跳舞”，作家本人的一些作为也看似是在'‘迁就现实”，但莫言绝对是以其作品说话的一流作家，他是用小说来说真话。莫言的小说题材敏感、反思尖锐、特立独行、语言犀利、想象狂野、叙事磅礴、智慧

4、非凡。莫言获诺奖，实至名归、当之无愧。莫言说：“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过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非常严肃的。我在八十年代写的《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上大街去喊口号，仅仅以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作家，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毫无道理。”莫言形容自己生活中是一个懦弱的好人，他说自己甚至连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甩脸子”。有记者询

5、问他，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莫言回答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莫言语录，好个意味深长。在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历史上，萨特是法国共产党员，肖洛霍夫是前苏共党员，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南美共产党员，他们的作品都是公认的传世经典。台湾作家龙应台对莫言获奖的感言是：对权力的抗议有很多种，有的是“细水长流”，有的则是“风风火火”。为此，龙应台呼吁“最宽大的空间”和'‘最宽容的文化”，而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是同个模式、同种选择。莫言在其长篇小说《酒国》里，

6、为人物丁钩儿写了一句墓志铭：“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12月7日，莫言在瑞典发表演讲时对于外界的非议和质疑，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说到前苏联作家与诺奖的情缘，简直就是一部苏联历史回忆录。20世纪俄罗斯先后诞生过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是：普宁、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其中只有一人即萧洛霍夫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于194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对比之下，其他4位文学家则受到当权者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曾长期被囚禁于西伯利亚前苏联劳改营

7、。而《日瓦哥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诺奖经历，更是一出文化专制下的悲剧。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当年即颁发《出版令》，禁止不同政见的刊物出版。1922年成立文学和出版社管理总局，全面展开对新闻、出版及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检查。回顾苏联历史上控制人民思想意识的机构先后有：捷尔任斯基始创的特别委员会（契卡），后有格帕乌（政治管理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苏联的文艺政策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歌功颂德者，可以享受优越的政治地位及生活待遇，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