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问题的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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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第167期SumNo.167长白学刊2012年第5期CHANGBAIJOURNALNo.52012中共“一大”代表问题的再探讨黄爱军(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徵蚌埠233030)【摘要］何叔摘■没有赛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应是具实可信的。但对何叔衡的代表身份问题，似没有过分纠城的必要。故此，建议对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表述为：各地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黄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澤东、何徴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療、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包惠僧，旅

2、日的周佛海。大会召开之前，何叔衡因故提前离沪返湘，后来参加大会的代表实际上是12人。这样表述，或许更能反映历史的原貌。［关词)“一大”;代表'包惠僧；周佛海；何叔衡【中图分类号1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478(2012)05-0110-06在中共“一大”史研究中，对代表人数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其中争论比较集中的问题，一个是代表人数问题，一个是包惠僧、陈公博、何叔衡等人的代表身份问题。本文结合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再讨论。①一、出席中共“一大”代表人数关于岀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现在流行的

3、有12人和13人两种说法。之所以岀现两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因为缺少文献资料，而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持两种说法的都有。其中回忆12人的有毛泽东、张国眾、陈公博3人，回忆13人的有周佛海、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4人，而李达、刘仁静的回忆则介于12人和13人之间，他们认为参加会议的是13人，但代表是12人，包惠僧参加了大会,但不是大会的代表。从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很难作出是12人还是13人的判断。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认为，中共延安时期，基本上以“十三人”为定论。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说是12人；1945年，毛泽东本人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前不久说，中

4、共“一大“代表是“十二人”，于是，这“十二人”的说法就成了党的正式见解。ni(P257-25&266)石川祯浩的意思很明确，是权力、权威作出了裁定，而并非是因为12人的说法更接近历史实际。仔细考察当事人回忆材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我们认为12人的说法比13人的说法更可靠可信。［收稿日期］2012-06-20［作者简介］黄爱军(1960-),另，安峨宿松人，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敬授，研究方向：中共龙史。-110-首先,在所有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1924年1月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12人(没有列出姓名)

5、⑺(P98)的说法最可信。一是陈公博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距离“一大”仅隔两年左右时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当事人在讲当时的事，并非是遥远的历史追忆。且此时陈公博年仅32岁，应是记忆力很强的岁月。而其他人的回忆材料,则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以后的追忆。1927年周佛海的回忆⑶(P123)相对较早，但也事隔六年，远不能与陈文相比。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刘仁静、包惠僧等人的回忆,不仅事隔久远，当事人年事渐髙，且还或多或少会掺杂一些别的因素，其可靠性更大大打折扣To二是陈在论文的附录中，收入了中共中央的6个重要文献，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与

6、《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这两个中共“一大”的文件，与共产国际保存的俄文本档案，内容基本相同，是研究中共“一大”的最重要的文献。这说明，陈公博在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并非完全岀自记忆，而是直接参考了有关“一大”的文献资料。陈公博是如何获得这些文献资料的，这些文献资料以后的去向如何，我们均不得而知。其次，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下半年)记载,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M(P20)这是“一大”刚闭幕后形成的材料，在没有发现其它文献材料

7、之前，这是最权威性的资料，任何回忆材料都不能与之相比。我们应重视并尊重这份历史文献的记述。而13人的说法，除了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外，并没有任何历史文献可以佐证。再次，1921年10月13日，《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IO叫•斯穆尔基斯的信件》中，写的是12人。叫p47)1926年，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写的是12人。叫P442)第四，1951年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一权威党的著作写的也是12人。它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对此问题的记忆，也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的看法。根据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程中原考证，《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

8、胡乔木为纪念建党30周年写的一份党史资料。对《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修改，除作者以外，刘少奇是最多的。他先后改了三次：在抄清稿上改了一次，在铅印稿上改了一次(留下修改笔迹的有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