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廉政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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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廉政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传统廉政文化的理念、制度、物质和行为四个层次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我国古代治国理政、为官从政、个人修养的核心脉络。深入挖掘传统廉政文化资源并汲取营养，对于当前建设廉洁政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廉政理念：从“义利之辩”到“廉洁自律”传统廉政文化在理念层面包含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认知、理念和价值观等，以廉为本是传统廉政文化的核心。

2、那么，如何做到以廉为本呢？古代先贤强调通过义利之辩，树立“以廉为基”的利益观。义利之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争论。儒家学者认为义利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矛盾，也是人生应该解决的首要问题。程颠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可见义利观是传统文化中核心价值观。《孟子•告子上》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尽心下》：“养心莫善于寡欲。”很明显，孔子、孟子的价值取向重义而非利。“义”，是满足欲望、获取财富的前提。当然这些思想并不笼统排斥财富（利），也不拒绝合乎道义的财富,而是要以道义作

3、为价值尺度。宋明时期，义利之辩发展为理欲之辩。朱熹在解释古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时认为，如果人心“无所主宰，流而往返”，就会危害社会。所谓“道心”就是人的道德意识与理性，“人心”就是指个人与生俱来的感性欲望。朱熹认为要使“人心”不泛滥以致危害社会，就要用“道心”主宰“人心”，也就是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约束。可见，重义轻利，崇义非利一直是中国理性的道义约束，古代义利之辩的主流观点。传统廉政文化中的义利之辩对于今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坚

4、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不敢腐”主要靠法治，“不能腐”主要靠制度约束，“不想腐”则要靠教育和道德约束。“不敢腐，不能腐”属于外在条件制约，“不想腐”则属于内在精神自律。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财富观。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律，法也，引申为“约束”。自律，就是自我约束。“贪似火，无制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必滔天。”人一旦私欲萌动而得不到遏制,就会渐渐吞噬人的心灵，天长日久不知不觉使人丧失理性。因此，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努力做到廉洁

5、自律。廉政取向：从“民惟邦本”到“为人民服务”《尚书•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话告诫我们，人民只可以亲近，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而轻视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人民稳固则国家安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梁惠王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孟子的政治观念中，在政治生活中人民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次之，为政者则处于较轻的地位。执政者应以民心向背为施政之基。“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重要哲学依据,淡化了中国文化“君权神授”的迷信色彩,限制了执政者滥用权力

6、的行为，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建构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支撑，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及政治稳定。上述理念告诉我们，作为执政党，必须树立正确的执政价值取向，才能提高执政能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围绕这一宗旨，我国传统廉政文化对执政党的价值取向的启示是：首先，树立以廉为本的执政意识。以廉为本是执政之要。创新理论学习、宣传教育方式，大力弘扬传统廉政文化中以廉为本的执政意识，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广大党员干部只有始终坚持以修身为本，真正做到“内省”、“慎独”，才能在工作岗位上勤政务实，清白做人。其次，树立敬德保民的公仆意识。群众路线是执政之基

7、。借鉴传统廉政文化中的亲民、保民思想，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自觉树立公仆意识，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第三，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借鉴传统廉政文化中民惟邦本思想，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