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有“权”——“中庸之道”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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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经”有“权”——“中庸之道”的真精神“中庸之道”，被认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之道，所谓“天下之大本也”“天下之达道也”。什么是“中庸之道”？通常认为，就是不偏不倚、作为适宜、四方随顺、八面玲珑，凡事都能够无过无不及。这个答案看似靠谱，其实极不周衍——周衍是个逻辑学术语，意思是完全、完备。而上述观点的不完备，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形成谬误。谬误一：会将“中”这个概念固化，以为凡是居中的就是好的，于是形成一种心态：既不能做挨枪打的出头鸟，也不能做拉不走的倒退牛，遇事不求创造进取，得过且过、差不多就行，所谓“不骑马，不骑牛，骑上毛驴走中游”。于是中庸几乎成了“和事佬”的代名词，也成为

2、绝大多数人成为人才、发挥创造力的羁绊。谬误二：在谬误一的基础上将“中”的概念量化，固定在一个点上，甚至套用了美学规则的“黄金分割率”——0.618，进一步把人的思想和行为深度固化。而且，在中国社会长期皇权专制统治的环境下，这种思维模式在人们、特别是有机会接近社会顶层的知识分子和官吏身上几乎是形成了一种独有的人格特征：一方面，并不以中间水平为满足，努力将自身才能和利益最大化，无论是哪个方面的价值，理想中都希望做到最好；另一方面，在权力制约和世态炎凉面前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遇到不测和伤害，着意把自己装饰成锋芒不露、八面玲珑的形象，待人接物力求表现出得体之度。这种看似矛盾

3、实则统一的心理不仅养成了人格的虚伪和无奈，更是束缚甚至扼杀了人格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鉴于社会文化与精英素质对于社会发展的主导能量（这里指的是常态，而农民起义这种看似由底层民众起作用的变革，结果往往是破坏而非建设，所谓人民创造历史，并非规律，而是变革诱因），这种不敢担当和不会担当的中国官吏和士子的价值观与行为，必然造就了貌似四平八稳、实则羸弱不堪的中国历史和民族体征，其表现是上层作为越多，百姓作为越少；政府力量越强，民众创新力越弱。统治者的价值观与原则性从来就是偏倚分明、非常清晰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所谓“中庸”，则往往是一人或少数人对下的道德约束与欺骗，久而久之又形成

4、了被约束者的生存护身符。“别招灾惹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等等俗谚，几乎是中国人心照不宣的处世哲学与安全底线。上述种种，与儒家原本的“中庸”思想大相径庭。其实，“中庸”思想的核心，绝不是不偏不倚的形式与小聪明，而是有“经”有“权”的哲学和大智慧。所谓“经”，就是《易经》所说的“不易”，是自然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地法则，无论是老子的“非常道”、儒家的“仁义礼”、亦或是释家的“中道”，讲的都是这个理，只不过是着眼点不同，说的都是万事万物生存和发展的本性，只要天不变，这个道就不会变，绝不是人想变就变得了的。所谓“权”，就是“变易”（

5、“权，曰反常。”《说文》），是事物生存和发展瞬息万变的过程，是各种能量和信息在随时随地交互作用的状态。“莫见乎隐，莫显乎微”（《中庸》），中国传统文化所研究的“阴阳观”“五行生克制化观”以及虽是外来但却已深深融入本土文化的佛教“无常观”，讲的都是这个层面的理。“中庸”就是这两个道理的融汇贯通，就是“经”“权”并重、缺一不可。“中庸”绝不是“和事佬”，也不是居中圆滑、明哲保身的聪明技巧。从根本上说，它是“不易”与“变易”建立在辩证统一基础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人类摆正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不二法门，也是宇宙能量与人文智慧结合的最高境界，故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

6、育焉”。不懂得“经”就不知“道”；不懂得“权”就不知“变”。有“经”有“权”，才是全息的智慧体系，借用释语叫做“二谛圆融”。孔子说：君子是中庸的，而小人是违背中庸的（“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还说：真正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一生默默无闻不为人知也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