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与用人弊端

《东汉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与用人弊端》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东汉末年社会道德的败坏与用人弊端东汉末年社会道徳的败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伪名士的大量出现，而伪名士的大量出现却又在于此时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弊端人才选拔制度反映着一个社会的统治策略和价值取向，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风民风和道德行为，公正、客观的人才选拔制度有利于营造风清气正、朴诚无伪的社会氛围，而片面、主观的人才遴选政策则只会造就投机取巧、沽名钓誉的无序浊世。东汉末年社会道徳的败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在于伪名士的大量出现，而伪名士的大量出现却又在于此时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弊端。“孝治”是两汉采取的一种基本

2、统治策略两汉（西汉、东汉）时期，“孝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为历朝统治者所倡导、所奉行。“孝”,是指宗法之内晚辈对长辈的依从和顺，不顶嘴，不反抗，长辈错了也要顺从接受。那么两汉统治者是如何做到“以孝治天下”的呢？皇帝躬身践行，率先垂范西汉惠帝刘盈是汉高祖刘邦与皇后吕雉所生的儿子，按照宗法礼制，作为长子，他很早就被立为太子；但后来刘邦专宠妃子戚姬，戚姬为刘邦生下了儿子如意，刘邦爱屋及乌，当然也就十分宠爱这个小儿子了。他不仅将如意封为赵王，还想以如意取代刘盈，做太子，虽然这事终因大臣的强烈反对而未成现实，

3、但却让心胸偏狭的吕后恨透了戚姬。刘邦死后，刘盈顺利地当上了皇帝，吕后也贵为皇太后了，这时候她可就肆无忌惮地实施报复行动了。她让人打断戚姬的手脚，剜去戚姬的双眼，火烧戚姬的双耳，强迫戚姬吞服变哑的毒药，然后将这个可怜的女人丢进茅厕里，起名叫“人彘”，供人参观。惠帝刘盈是在“虎妈”吕后的威势下t大的，个性懦弱温顺，得知参观的“人彘”竟是父皇宠爱的戚姬时，吓得放声大哭，回宫后大病一场，一年多都没有下床。其间，他除了托人给吕后带去过一句“此非人所为”的话外，别的没作任何表示，也没有对戚姬采収任何的救护措施一

4、一吕后以她的胡作非为终于害死了戚姬。这事当然遭到了后人的谴责，司马迁、司马光等史学大家将之载于史册即是明证，可刘盈作为吕后的儿子，对吕后的残忍不作任何直接的有效反抗，却是被时人视为“孝”的表现的，所以刘盈死后，谥号即为“孝惠皇帝”。两汉后來的历朝皇帝也都以他为榜样，以“孝”事亲，所以他们死后的谥号也无不以孝相标,文帝谥为孝文皇帝，武帝谥为孝武皇帝。东汉宗奉西汉的做法，皇帝也以“孝”来表率天下，明帝谥为孝明皇帝，章帝谥为孝章皇帝等等，这样一来，两汉的皇帝们似乎成了天下最大的“孝子”。政府鼓励孝行，以孝

5、取士为倡导孝行，两汉政府多次发文褒奖孝悌Z人。有统计显示，惠帝以后的两汉二十帝屮，颁发奖励孝悌的谕旨就达四十二封之多，年均达两封以上。政府还专门设“孝悌”一职以敦风化。西汉初年，朝廷要求各地“置孝悌力出二千石者一人。”东汉章帝下诏说：“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休（赞赏、重视之意）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至此，作为先秦时期人们讲求伦常道德观念的“孝悌”，已演变成一种管理乡村风尚的实际职位；作为致力农耕的“力田”，已演变成一种管理、督促农事生产的乡官。不惟如此，政府还通过“举孝廉”这样一

6、项人才推选制度，來吸纳孝行至纯者加入统治阶层，以昭示社会，影响风尚。此举自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确定之后，便成为影响两汉三百余年的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东汉时，郡太守的职责2—，即是“并举孝廉，郡口二十万举一人。”可见“举孝廉”工作的重要性。孝道成为各阶层人士接受教育的重要内容两汉统治者除以身行孝，以官奖孝Z外，还以经育孝。汉武帝为一代雄主，他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置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博士以收罗天下明经的人才，设太学、学、校、庠、序等各级学校以培育各阶层人才。这以后

7、，《论语》、《孝经》也被列为经书，《孝经》遂成为官民学士必读的书目。《四民月令》是一部记载汉时风俗、农事的书，据该书记载，“十月，砚冰冻，令幼童读《孝经》、《论语》。”可见，《孝经》己普及到乡村教育Z屮。汉平帝时，《孝经》更成为官方指定的学校教材，此时政府政令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孝”的教育因此成为全国上下道徳教化的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内容。孔子认为：“事行孝故可移于君，是以忠臣必求于孝子之门”。可以说，两汉统治考正是看中了

8、儒家所倡导的“孝”文化的这种特色一一忠孝一体，移忠作孝，而力主“以孝治天下”的，他们的目的当然是想借此建立一种任何社会成员内从父母外从君主——也是全国民众家长——的道徳人伦关系，从而确保君主的绝对权威，进而确保刘姓万世一系的天下。“孝治”之下人才选拔制度上的弊端两汉各朝把“孝治”贯穿于政治、制度、教育等各个方面，其对社会的导向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但就士人而言，“举孝廉”当是其更为关心的话题。东汉选官虽有考试和征辟两种途径，但后者显然是一种更为普遍、更直接的方式。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