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红军长征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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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用标准文档张鸣：红军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传统的党史归因于王明、博古的临时中央在政治和军事指挥方面犯了左倾错误。自延安时期到今天，尽管细节有所变化，但这一解释的基调却一以贯之。国外学者的话语形式和立场不同，但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说法。这种解释的核心，把失败的原因定位在军事战略战术的错误和领导人的教条主义倾向。就中共而言，这种说法所隐含的逻辑是，左倾错误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只有中共的独立自主，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毛泽东才代表了中共的自主力量，才能挽救中国革命。显然，这种说法，实际上构成了延安整风以来中共

2、党史解释学的核心部分，是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然而，近年的相关研究已经证实，中共党内其实并不存在着一个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集团；所谓左倾错误的某些基本做法，在毛泽东主政江西苏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其中的肃反错误，所谓左倾领导人并不比毛泽东走得更远[1]。事实上，这一时期红军之所以相继从主要的根据地撤出，进行逃跑式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失败。这个失败，实际上是中共这一时期革命与动员模式选择的必然结果，而其政治和军事策略的失误，在正宗的中共党史解释学里，被过份夸大了。　　一　革命动员与土地革命模

3、式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人上山做“山大王”，本是城市暴动和武装冒险失败之后无奈的选择。然而，中国当时前现代的经济、交通与通讯状况以及军阀割据的形势，给这种“农村道路”提供了空间。即便如此，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形下，要想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投入造反，依然是个难题，非有非常手段不能奏效。　　在动员手段和形式的选择上，进入农村的共产党人，最初选择的是“烧杀政策”，即把所到之处的富人杀光，所有的房屋烧光，先将农民这种小生产者变成赤贫，然后再驱使他们革命。在中共党史上，这种政策记在瞿秋白的账上，其实它带有非常明显的苏俄内战时期轻视农民的印记。这种做

4、法迅速激起了农民对共产党人的反抗，所以，很快就被废置不用了。　　以土地革命的方式进行革命动员，不仅具有历史上的延续性（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衔接），而且在“均田”的表达上，也有国民党政府所无法全然否认的合理性（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但是，土地革命的实质，绝非共产党和农民之间在土地上出现给予和支持的交换。首先，农村的危机，未必在于土地占有的不均衡；其次，共产党给予土地，在农民看来，未必有合法性；其三，给予土地的好处，能否抵得上“造反”的危险，在农民看来肯定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手段，即使分给了农民土地，农民也未必会跟着共产

5、党走。所以，所谓土地革命，在运作过程中，必然是“均贫富”的过程，或者说，对富人的剥夺过程，而这个过程，必然伴随过度的暴力。平分土地，往往变成了一种由头或借口。实际上，共产党人首要的目标是要动员农民起来跟他们革命，而非借革命来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所以，动员才是土地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而对于动员而言，均贫富式的剥夺和暴力的气氛，是绝对必要的。文案大全实用标准文档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在苏区土地革命的政策上，基本上不存在左右之分。各个红色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基本上都执行对地主（实际上是所有的富人）不给出路甚至肉体消灭的政策。在“分田地”的

6、问题上，较早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根本就没有提富人分地这回事，1930年的《土地法》提到，如果苏维埃审查批准，“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得酌量分与田地”[2]，但同一时期闽西特委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依然规定，反革命者及家属不分田[3]。次年，这个土地法受到苏区中央局的批判，1931年底成为苏区正式法令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则明确规定，“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4]。实际上，所谓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是苏区一以贯之的政策，即使个别

7、地区不那么过份，也会在随后到来的纠正“右倾路线”的斗争中被“纠正”。　　对于能够享有分配土地权利的农民，中共在具体做法上，也有文章可做，当时有两种分配意见，一种是按劳动力分配，一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前一种意见主要考虑如果不按劳动力分配，在苏区就会造成“有力者无田耕，有田者无力耕”的现象，造成“经济恐慌”。而后一种意见则认为平分对动员有利。毛泽东主张后者，他认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平分，才能“夺取整个群众”，而“初起来的区域”尤其应该按人口平均分配[5]。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也认为，虽然按劳动力分地可以增加生产，但目前“争取群众”“发动斗

8、争是第一位”[6]。显然，分配土地仅仅是动员的手段。因此，在中共控制下不长的几年里，“土地分配了无数次”[7]，地权频繁变动，其意不在给农民土地，而是为了动员之便。每分一次土地，都会打倒新的富农，还会增加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