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晚年最大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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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沫若晚年最大的败笔:为自保即席向江青献诗(图)人物名片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代表作有《女神》、《地球我的母亲》等，并发起成立创造社。抗战期间创作了《屈原》等历史剧。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首诗：《咒麻雀》。诗云：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咒麻雀》直白浅露，一点诗的意境没有，至多只能算作打油诗。而它的作者，竟是新中国头号文豪郭沫若。根据毛泽东的号令，当时全民动员围剿麻雀。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便带头创作了《

2、咒麻雀》。遗憾的是，类似的败笔，甚至比这更大的文学上、学术上、政治上的败笔，在这位文豪的晚年不断地出现。个中缘由，发人深思…… 　　1、　　为何从持论公允到“扬李抑杜” 　　这样的打油诗，郭沫若并非偶一为之。众所周知，著名的打油诗集子———《红旗歌谣》，主编即为郭沫若和周扬。1958年国庆，郭沫若又写了一首———《宇宙充盈歌颂声》。诗云：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这首毫无诗味的“诗”长达191行。至于郭沫若为歌颂大跃进而写的《百花诗》，许多地方连语言流畅都没做到，更惨不忍“读”。曾经写出《女神》的诗人郭沫若，在他的后半生中，只

3、能写写这样的东西。纷飞的想象、澎湃的激情和对事物的深入探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郭沫若同时也是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等领域堪称权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后半生中，再无巨著问世，倒是在“文革”期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与杜甫》。其中“扬李抑杜”的倾向，一望可知。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 　　1953年4月，郭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 　　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1963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那么，郭沫若为什么要突然180度大转弯呢？ 　　这就要说到毛泽东。众所周知，毛泽东

4、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位70年代参加《辞海》中国古典文学条目修订的学者回忆，他听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说过：“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看来，李白诗的

5、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 　　一向紧跟毛泽东的郭沫若，便响应号召，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 　　2、　　无限崇拜领袖，难逃“文革”冲击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曾对郭沫若说，你要接过鲁迅先生的大旗，肩负起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责任。郭则表现得诚惶诚恐，不无忧虑地说：“我能吗？”他当时的“诚惶诚恐”并不都是出自谦虚，起码还有多半来源于他的不自信。 　　郭沫若对毛泽东无限崇拜，正因为如此，做毛泽东的老学生、好学生，就成了郭沫若后半生的唯一使命。以至于“文革”前夕，郭沫若为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手迹发表而撰文注解时，竟称毛泽东的诗词是“诗词的顶峰”，称其墨迹是“书法的顶

6、峰”，与林彪的“顶峰论”正好形成呼应。最奇特的是，郭沫若论毛泽东诗词墨迹还能与毛泽东高度赞扬的林彪的“四个第一”结合起来： 　　……（毛泽东的墨迹）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但所有这些，并没有能够庇佑“文革”中的郭沫若。 　　“文革”“春雷”炸响前夜，郭沫若已成惊弓之鸟。从1965年年底开始，郭沫若不时接到向他挑战

7、的来信来稿，比如对郭沫若《满江红•领袖颂》的诗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叱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 还有人质问：“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在抗战的时候支持这个口号？ 　　置身危崖，满耳风涛。1966年中国科学院春节团拜和政协常委春节团拜，郭沫若都不敢坐到主席台上去。1月29日，他给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辞职信。 　　郭沫若的辞职没有被允准。毛泽东否定了“二月提纲”，并在听取汇报时专就郭沫若问题发了一番议论。以往发动意识形态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