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维稳背后的利益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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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层维稳背后的利益博弈［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提速，在农村社会因为征地拆迁所导致的矛盾层出不穷，村民选择上访等非体制抗争行为增加，基层政府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维稳压力。本文尝试选収案例，以分析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博弈背后各自的行为选择、成本和收益，从理性人的角度來论证“维稳怪圈”的必然性，为破除该症结提供一种可能的思路。［关键词］乡镇政府；斥力型体制；非体制抗争；维稳［中图分类号1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2-0042-04近年来，基层社会层出不穷的孑盾所引发的村民上访现象越来越多。在村民上

2、访事件屮，最大的类型是因征地拆迁造成的。征地、拆迁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府和村民基于各自利益的博弈。本文尝试以吴毅笔下的小镇案例为引子，归纳政府和村民在博弈过程中各自的行为选择和收益，以此來探讨政府维稳，村民的非体制抗争等现实问题。1作为谋利型经营者的乡镇政府乡镇政权开始是作为国家代理人而设定的。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政权从国家代理人的位置上退下来，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杨善华、苏红，2002)o乡镇政权开始从事经营，成为经济行动者：一方面，如同企业家角色一样，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

3、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其他经济行动者形成利益竞争乃至冲突关系（张静,2000）0杨善华等学者将这样的角色特征概括为“谋利型政权经营者”（杨善华、苏红，2002）o在现有的研究视野中，乡镇政府的利益意识和理性经济人的特点始终是重要的研究切入点。乡镇政府的逐利行为在基层社会引发了沉重的农民负担，为了缓解治理危机，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农村的税费改革来“倒逼”（李芝兰、吴理财，2005）基层政府对自身进行改革。但是乡镇政权并没有依照预期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在税费改革乡镇政权的资源和行动能力被削弱，蜕变成“悬浮型”（周飞舟，2006）政府。乡

4、镇政府不再具备提供公共品、开展基础建设的能力，谋利成为其主要的行为模式，政府和村民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呈现出新的特点。2压力型体制中的乡镇政府压力型体制是乡镇政府面临的制度环境，上级政府通过将各项经济和政治任务等“硬性指标”层层下达，由县至乡镇，乡镇到村庄，并由村庄将每项指标最终落实到每个村民身上。在指标下达的过程屮,上级还辅以“一票否决”为代表的“压力型”惩罚措施，基层党政组织是在重重压力Z下运行的（荣敬本、崔Z元等，1998）。维稳是主要的压力型任务在地方政府中普遍存在着维稳逻辑，村民任何形式的上访、集体行动、闹爭等都会

5、危及稳定，都处于维稳工作之列。维稳逻辑产生的根源是，乡镇官员的工资、升迁和荣誉等收益都来源于上级政府，这些收益可以认为是体制内的乡镇官员所能承受的底限，作为谋利行动者的乡镇政府，其合法性、原始资本和晋升通道都在体制内，都受上级政府的制约。体制内的底限收益是乡镇政府所要保证的根本收益，其他招商引资、公共建设等经营活动中的一切收益都以此为基础。维稳问题上，“一票否决”等严厉措施,上级政府介入清查腐败等相关问题，均可能导致政府失去底限收益，因此在政府的逻辑里，一旦出现村民上访、集体抗议、闹事的现象，则意味着其收益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6、冇可能全盘皆输。维稳逻辑是我们分析乡镇政府的利益行动的关键点。3村民的非体制抗争税费改革造成的乡镇政府对村控制的衰微，赋予了村级的自主性，村民得以在一定空间内和政府进行利益博弈。但相对于政府，村民的个人力量仍然处于相对弱势,因此博•弈方式无非两类：运用“弱者的武器”进行消极抵制；釆用上访、闹事等主动维权抗争。前一种方式实际上可以看做是村民主动放弃了利益的诉求。本文将后一种方式称作“非体制抗争”。其含义是在利益博弈中，村民放弃了在基层体制环境（正式或非正式）中进行博弈，转而寻求基层体制以外力量——特别是上级政府的帮助。在非体制

7、抗争行为屮，村民又偏好上访。上访被看成是“人治”和乡土社会屮“无讼”传统的反映，或是对“熟人社会”中既有人际关系的某种维护（苏敏、曾长进，2001）o正如上文所述，上访等非体制抗争危及底限收益，是基层政府最害怕的行为。村民在长期与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也深谙其道，形成了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行为逻辑。4一个博弈模型本文建立的博弈模型基于以上几点展开，首先引入案例：小镇小岳村陈李湾组村民集体上访案例：起因是京珠线土地占压的补偿。国家拨下来的补偿款是7000元到8000元每亩。市里文件写的是每亩5000

8、元，但文件本身并没有写明这5000元是否全部归农民。补偿款到区一级是3800元，镇一级是1600元，村一级是1200元。这样，到农户手里是1000元。村民并不清楚每亩应当是多少，但是通过与其他乡镇比较,认为这里面有问题，因为同样的项目补偿，S街的一个乡是每亩2800元。通过一番缠闹，镇里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