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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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最近看了两篇文章，《我用了十八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我用了十八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给我的感触颇深。普通百姓和富二代之间的差距太大，奋斗了一辈子，只为了买一套房子，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生活似乎总是跟他们开玩笑，生活生动地阐释了什么叫资产泡沫与流动性泛滥。房价不停地上涨，有专家预言房子的价格一定会跌，所以好多人等待着房价下跌。等待的结果是房价继续一路高升，原本能买90平米，现在只能买80平米。又过了几年，市中心地带已经无楼可买。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话让我

2、记忆犹新，几天前，我看见了水木上一句留言，颇为感慨：“工作5年还没买房真活该，2003年正是楼市低迷与萧条之时。等到今天，踏空的不仅是黄金楼市，更是整个人生。”这是他们的心声，充满着无奈。看到的时候，我的心里面一震，原来一套房子对他们的影响如此之大，对于他们来说，房子的地位竟然等同于人生，怎能不让我感慨。为什么中国GDP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但是人民的幸福指数反而下降了？这时，我们需要冷静的思考。当中国快速晋升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汽车的生产和消费已位居全球第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房价直追纽约

3、、东京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让自己，也让别人产生某种虚幻的错觉。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农村和边远山区、再以13亿人口做分母，平均中国一切数字的时候，感受到的却是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无论多大的数字，除以13亿后都会变得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增长。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增长，GDP由1978年的3370亿元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5万亿美元，在这一年，我们的GDP超过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这样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分配不均使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着硬伤。经济总量的蛋糕做

4、大了，但在分配蛋糕时却严重不公，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加大。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2007年时则已高达0.48O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这几个新鲜词汇开始在网络上蹿红，而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二代话题正式进入最高民意机构的视野，代表和委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忙着澄清社会舆论的质疑。中国有句古话：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原由。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

5、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就迟早会出现。曾记否，改革开放伊始，“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读书改变命运”是国人的宗教式信条。每一次这个信条的动摇，都折射出社会大变动的冲击。而到了今天，“读书无用论”已经远远不足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不公的不满和自身命运的焦虑。人们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

6、力量更大。更多的社会财富被二代占领，公平成为大家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公平才能创造效率，促进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实现公平，首先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政府与企业、权力与资本的组合，是可以让要素投入得以持续、GDP高速增长得以保证的最佳组合。其结果是大多数弱势群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因此，政府应多给弱势群体更多话语权与主导权。收入分配已经到了改革路口，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将会加剧社会矛盾

7、，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温总理曾对收入分配改革发表了谈话，他指出，在增加居民收入上分三个层次：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占要素收入的比重；三是在二次分配中，运用财税的杠杆，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温总理的这个谈话，指明了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路径。现在我国贫富差距问题很严峻，虽然国外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美国的基尼系数虽然也在0・4这一警戒线以上，但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比较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占美国整个财政支出的50%左右（我国约为10%）,因此对于保持

8、社会稳定能起到积极作用。所以，我们是否能借鉴国外的一些有效地措施，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保持人民的社会福利。贫富差距在房地产方面表现的尤其明显，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中国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10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财富榜排名靠前的大多是地产商。如何缩小贫富差距，当前比较有效的途径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制改革。对富人多征税，对低收入者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