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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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重构：决定因素、进展和局限作者：［德]海克•霍尔比格著　吕增奎译摘要：德刊《现实中国》（Chinaaktuell）杂志2009年第3期刊登了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海克•霍尔比格（HeikeHolbig）题为《胡锦涛时代的意识形态重构：决定因素、进展和局限》的文章。文章认为，在冷战结束20年后，当代中国之所以重新重视意识形态建设，不仅是因为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明确的挑战，而且还因为这种合法性的来源已经从经济增长转向意识形态。从这一角度出发，文章分析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

2、导集体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一系列努力，同时指出党面临着如何保持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连续性的难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关键词：当代中国意识形态　　在当代许多人的眼里，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崩溃一般来说是意识形态终结的标志，特别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终结的标志。大约20年后，当时幸存下来的共产主义政权仍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我们能够看到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而伴随着这种复兴的是关于意识形态地位的新争论。自2002年11月担任总书记以来，胡锦涛就被称为“平民主义”的领导人。但是，这可能更充分地证明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重视。

3、　　在“意识形态的终结”预言20多年后，尽管经济取得了成功和物质需要得到了满足——这两者被认为使意识形态完全失去了作用，但如何解释这种对意识形态的重新重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研究胡锦涛时代党重构意识形态的原因和因素，并且要评价这一过程取得的进展和所存在的局限。意识形态之所以重新得到重视，是因为党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明确的挑战。　　意识形态与政权合法性　　近年来，大量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出版物一直致力于“把党带回来”。这是一种非常值得称道和富有成效的做法，遏制了学者们以前对国家中心的路径和自上而下机制的忽视。

4、然而，这些重新讨论党的地位的研究集中于组织问题：党是如何组织的；党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种部门如何运作，如何与政府机构相互作用；如何选拔和培养干部等等。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问题基本上仍然是这一领域中的盲点。这是一个问题。　　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终结看上去似乎为时过早，这是因为不仅从党的威权主义执政的具体历史和本质来看是如此，而且更一般地从整个社会和制度变迁的过程来看也是如此。意识形态并不是一种僵化和固定不变的世界观，而是一种解释社会现实的动态体系。更具体地说，意识形态理论是一种“政治行动者声称拥有唯一权威的统一的意义体系”

5、，也是一种“具有合法化功能的认知结构”。　　特别是在那些经济和社会发生快速转型的国家——例如过去30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在调节社会对转型的高度变化的认识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官方的意识形态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适应变化的社会规范、利益和预期，才能支持“平滑”转型的观念。如果意识形态的改革能够调解对转型利弊的主观评价，那么它能够增强社会对转型之痛的容忍，帮助政权合法性的持续再生产。然而，这样一些转型同时对政权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因为社会对未来变革的预期面临着根本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的连续

6、性可能有助于稳定社会预期，减少焦虑和抵制。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改革必须形成调整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动态平衡。换言之，正是路径依赖的过程直接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　　意识形态要履行它的合法化功能，就必须被全体人民内化为内心深处的信仰和信念。只有在作为一种形成公共舆论的象征资源的意义上，只有在作为一种构建社会现实认识的框架的意义上，意识形态才能是“有效的”。对真正的意识形态信奉和“真诚信念”展示的动员努力通常集中在政治精英身上，尤其是集中在担任党、国家和军队各级领导的共产党干部身上。这个精英群体在不断的教育活动期间形成的

7、意识形态信念可能被当作是政治忠诚性的检验。此外，由于建立在共产党是群众的“先锋队”学说的基础上，这个所谓的精英信念可能被宣传为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愿，至少在象征的意义上是如此。　　于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花费在意识形态的（重新）阐述和宣传上的大量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取得了成效”。特别是在一个正在快速转型和由此使人民在未来的制度变迁上面临根本的不确定性的体制中，意识形态改革可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因为它能够稳定社会预期，保持转型过程的平滑，塑造对合法统治的认识。　　社会主义思想和政党合法性：

8、国际和国内的挑战　　中国的理论家和学者一般来说都同意，各种国际和国内的因素使党的意识形态面临沉重的压力。在国际上，苏联及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不仅是最明显的例子，而且成为此后党内争论的参照点。然而，直到2000年台湾的国民党失去权力之时，党才开始提出一项明确的战略，使它的主导意识形态适应变化的环境。自2000年初提出以来，“三个代表”思想就被宣传为党从意识形态上重构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