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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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浒传的结构分析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建构者与传承者是士人阶层。这一阶层自春秋战国之际形成之日起即处身于以君权为核心的政治序列与平民百姓之间－－他们作为“四民之首”进可以为官，退可以为民。这种社会地位就决定了他们在进行文化学术的建构时既能从君权立场出发对平民百姓进行言说，教育他们承认既定的社会秩序，做良善之人，又能从平民百姓的立场出发对君主进行言说，规劝他们仁民爱物，做尧舜之君。他们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建构起一套套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与符合士人阶层自身利益的价值观念系统。他们的责任即是设法说服君主去实现自己的治国方略与价值观念。

2、为了使自己的目的能够达到，他们就赋予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治国方略以学术话语的形式，从而使之合法化。又将这种学术话语的早期建构者神圣化，奉之为圣人，使其在价值等级上高于现实的君主，以便能有效地规范引导这些巨大权力的持有者。同时他们又设法将隐含了自己价值观念的学术话语加以神圣化，使之成为自明的真理。代表这一自明的真理的最高话语形式便是“道”。君主的所作所为凡是合于士人阶层价值准则的便是“有道”，反之便是“无道”。“道”于是成为那些士人阶层之精神代表们终身追求捍卫的东西。然而现实中完全符合士人阶层价值准则的君主毕竟极为罕见，于是

3、“道”便有了一个对立物－－“势”（在古代士人看来，西周之前“道”与“势”合一，春秋战国以降，乃为二橛。），士人阶层用这个概念意指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道”的现实政治权力，即君权。孟子就曾明确指出，士人应“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尽心上》）。此后历代士人无不以“道”为精神依托而对“势”予以规范引导。士人阶层是学术知识话语的建构者，君主是他们规范引导的对象，而平民百姓则是他们教化的对象。这意味着，他们的话语建构主要是针对君主与百姓的，换言之，这种话语建构是在士人与君主及百姓的关系中进行的，因而是这种关系的产物。如果用“道”来

4、表示士人的话语建构，用“势”来代表君权，用“非势”来代表无拳无勇且永远保持沉默的平民百姓，用“非道”表示异化了的士人（即放弃话语建构权利而甘心做君权之工具者）和社会既得利益者如各级官吏和地方豪强等君权的无条件支持者，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中国古代文化学术话语系统的意义生成模式。这个模式同样可以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来表示：自春秋战国以降，由士人阶层所承担的中国古代主流文化即是在这个矩阵所表示的各种关系中产生的。下面我们略作分析。“道”－－“势”。这是这个关系网络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关系维度。对于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以儒释道

5、为主体）来说，“道”无疑是至高无上的。它是士人阶层代代传承的精神命脉，是士人借以衡量人世间一切价值的权威标准。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化意义生成的符号矩阵中，“道”当然是主导因素。与之相对的负主导因素是“势”，它自身并不是一种价值，它只有在符合“道”的情况下才成为价值。在士人看来，符合“道”的君主是集圣人与最高执政者于一身的人物，也就是“内圣”与“外王”和谐统一的人。这是士人阶层的人格理想，他们创造出“三皇五帝”以及“夏禹、商汤、周文武”（以上人物历史上或许都有过，只是他们与儒家文化文本中的同名者并非一回事。后者是儒家士人的话

6、语建构。）来代表这种人格理想，其中寄托了用“道”规范、约束、引导“势”的深刻用意。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道”的君主是士人改造的主要对象。历朝历代，一流的士人思想家总是以“致君尧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的。看历代文化典籍，从《五经》到《语》、《孟》、《老》、《庄》、《吕览》、《淮南鸿烈》，以至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基本著作，教人如何做帝王的内容占有极大比重，更不要说那些直接对帝王言说的奏议表章、谏对上书之类的东西了。完全不符合“道”，而且处处与“道”相悖的君主是士人否定的对象。他们是“夏桀、商纣”是可以对其放之、诛之而无篡弑之

7、恶名的无道之君。中国古代文化中与政治有关的部分可以说都是在这一关系维度上生成的。“道”与“非势”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士人阶层与平民百姓的关系。士人阶层历来是以“民”之教化者自居的。他们欲“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使天下百姓按照自己的价值准则立身行事。士人阶层大都来自于平民百姓（宋以后尤然），他们对“民”的确存有某种敬意与关心，常常能够代表“民”的意愿来言说。看古代文化典籍，教化百姓或代百姓立言的内容又占据很大一部分。然而从深层动机来看，士人往往以“民”作为一种约束、规范君权的力量或资本来利用，“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

8、民听”云云，实际隐含的意思是只有士人才有对“天”之意志的解释权，“天”与“民”都是士人阶层为了自身的利益向君主讨价还价的法宝。这一关系维度中，“非势”是“道”的从属因素，它自身保持沉默，无言说能力，只有在士人的话语系统中，它才显现为某种意义。“道”与“非道”的关系也是文化意义生成的重要维度。“非道”是指那些依附于君权的利禄之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