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寻找适合中国居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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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澍：寻找适合中国居住模式对于城市中市民的居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很多建筑师一直在探讨。王澍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著名建筑师、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教授建议，我国政府应利用这次大批量建设公租房的契机，由政府主导，以公益原则，对过去进行纠偏，重构城市基础形态，重“量”更重“质”，防止贫民窟现象，将中国式“公屋”建设成为“高而不贵”的“国家品牌”。“睡城模式”是一种“反城市化”王澍认为，在过去十多年中，房地产市场在企业的主导下，以逐利为目标，无论色彩，还是建筑型态，都是用商业原则创造出来的。各种小区

2、都是封闭的，保安站岗，把小区中的居民和围墙外的世界完全隔开，在城市中形成一个个不相往来的堡垒，邻里守望的安全感被互相戒备所代替，传统的和谐、融洽街坊格局被彻底破坏。这种状态正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他介绍说，在欧洲，传统的老城都还在，房子都是临街的，街坊大院是和公共性生活连接在一起的，人走出家门，就直接上了街道。多年来我们搞城市建设的样本，全部是国外郊区建设的模式，封闭式的小区最终成为“睡城”——白天无人，晚上回来睡觉，没邻里生活。“睡城模式”植入到中国的城市化中，实际上是一种“反城市化”，变成了全面“

3、郊区化”。他说，即使在欧美郊区，也有公共生活的传统，有读书会、教堂礼拜、聚餐等。上世纪70年代，欧洲曾经专门炸掉一大批现代建筑，就是意识到那样的建筑会导致良好的公共生活无法形成。近20年来，我们的城市化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公共性现代城市的发展规律。政府投入巨大的各种基层建设机制，包括社区建设、“邻居节”等所致力构建的和谐、稳定、文明度都很难真正起作用。“建筑，可以改变人的意识和思想。”王澍表示，希望这一轮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公租房建设用“开放式”格局，科学规划，从建筑角度，化解“堡垒”。包括大学、美术馆、音

4、乐厅等也应“打碎”混合穿插在居住区中，为城市的公共性服务，为社区服务。剑桥、牛津等大学就是如此，罗德岛设计艺术学院是在山坡上和住宅混在一起。学校的美术馆图书馆也是社区设施，互相融合，共建共享。让不同收入人群实现混居，祸福与共商品房价格差距很大，不同收入的人群，居住在不同的小区，很容易形成阶层对立。在原有的住宅开发模式下，这种局面无法改变。王澍认为，政府主导公屋建设，就可通过“贫富混居”，构建“混合型”的城市居住结构，弥合社会矛盾。“在我们小时候，班级里的同学，有的是高级干部的子女，有的是知识分子子女，

5、也有不少是普通工农子弟，大家都是同学，互相串门，一起做作业，共同成长，这种结构现在越来越少。”王澍说。两极分化、各有各的圈子、各过各的日子的状态现在越来越严重。应通过公租房在区位上的合理配置，让穷人、富人、艺术家、农民实现混居，形成公共生活的丰富性，避免贫民窟的形成。王澍认为，公租房应有足够的量，做到“人人均可租用”，根据收入收取不同标准的租金。他举例说，在欧洲，有不少城市，公租房规模占到全部住房的一半。历史上有不少建筑大师的著名作品，就充分体现了让不同阶层人群共享蓝天、共享公共设施、和谐混居的思想。

6、如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1952年设计建造的马赛公寓，从单身汉到大家庭都可以找到合适的住宅，并形成一个集体性社会，过着祸福与共的生活。公寓的底层架空与地面上的城市绿化及公共活动场所相融，让居民尽可能接触社会，接触自然，增进相互交往。成为建筑史上的名作。王澍说，通过合理的建筑规划，不仅仅是满足人们住有所居，还能在城市化中体现出优秀的价值观和思想，这种对世界的贡献，真正称得上“中国的软实力”。以这么大的公租房建设规模，如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再为世界创造一个社会事业发展的“中国模式”，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7、建筑也会对人产生腐蚀，公房应高端、有文化，但绝不华贵王澍认为，“公屋”和商品房只是产权关系的区别，作为公益项目，不仅不应降低品质，反而应体现时代的水平，成为城市品质和品位的“主导者”、“引领者”。作为一个经常在国际建筑学界获大奖的建筑师，王澍说，现代建筑学有“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传统，很多著名建筑师都愿意从公益的角度，为社会创造优秀的作品。公屋定位应是“引领”主流导向的城市“代表作”，是城市品质和文化的代表符号，而商品房则是“追随者”。柏林二战之后至今大量地搞公共住宅建设，很多大师都在那里留下作品。大家

8、的观念普遍是，这是公共住宅，一定要设计好。走到哪里看到个好作品，就知道一定是公屋，而那边那个差的肯定是商品房，“这么差，一定是开发商干的”。他举自己考察过的例子说，在德国斯图加特郊区，一批大师共同打造了公租房社区；现代设计的鼻祖包豪斯学派早期的一批大师，就专门为工人社区设计建筑；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社区，也是由大师打造。材料很朴素，但是设计很用心，投入也不大。现代建筑学甚至有一种观念，建筑的造价不应太高，看到高造价的房子应该感到是“不道德”的。很贵的社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