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侦查立案标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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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刑事侦查立案标准论　　一、存在问题　　规范紊乱标准不一规范紊乱，标准不一是当前刑事侦查阶段立案工作的重要特征。刑事立案的总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其涵义有三：一、认为有犯罪事实;二、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三、属于受理机关管辖。但在实际执行中，其具体表现形式呈现出了多样性。　　有些标准是从有利于案件的侦查角度出发而制定的，这些案件破了后就该起案件而言是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我们不妨称之为侦查

2、标准。如：公安部于1991年1月16日颁布实施的《扰乱社会秩序等六类刑事案件立案标准》“六、赌博案以牟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的;或一次赌博赌资在一千元以上的。”后一种情形已经不切合当前的办案实践。但是，由于公安部未明文规定废止，也没有作出修正，有些地方公安机关仍然将此作为刑事侦查立案的标准，进行立案和破案统计。检察机关制定的刑事立案标准也有许多与此相类似的规定，这类立案标准目前占有很大的比例。　　有些标准将立案与追诉有机地结合起来，立案的标准就是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该案件侦破后能够直接就此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可以称之为追诉标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1

3、年4月18日颁布实施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七十八、附则1、本规定中“追诉”是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活动”。7　　还有许多罪别没有明文规定立案的标准，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原则性规定进行评判了。如97年刑法典新增加的一些罪名。　　这种规范紊乱的状况给我们当前刑事侦查立案、破案工作的质量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由于标准不统一，造成在执行中各抒其词、各执其理，你执行你的规矩，我实施我的办法，各地刑事立案数的统计比较也就淡化了其本质意义，在无奈之中显现了立案统计工作具有玩数字游戏的色彩。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监督和被监督工作中也常常

4、为此争论不休。　　次起不分混淆概念　　在刑事执法实践中，我们经常用到“次”与“起”这两个量词。它们既有严格的区别又密切关联，有时出现了混用的现象，将犯罪嫌疑人作的每“次”案均单独立为一“起”刑事案件，增加了立案、破案的总数。《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对“次”的释义是：量词，指动作或事件重复出现的回数。对“起”的释义是：量词，义同“件、次”。这表明“次”和“起”在现代汉语中意义是相近的，有些场合两者可以通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起”不是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所使用的概念，这是司法机关为了方便案件统计结合汉语日常用语习惯而引用的概念，由于这概念的内涵和外

5、延缺乏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性，所以对其理解差异的包容性很大。《刑法》中有关表示作案回数的“次”的规定有12处，即第153条、第201条、第263条、第264条、第265条、第301条、第318条、第321条、第328条、第347条、第358条、第383条。在刑事司法解释中使用的也很多，如：《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7“九、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一)重大案件1、办理三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三人以上的;(二)特大案件1、办理五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五人以上的。”　　“起”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刑事司法中当犯罪嫌疑人作的一次或几次案所产生的法

6、律事实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我们称之为一“起”刑事案件。从现在的法律规定看，“次”的内涵与外延当然地包含“起”的概念与外延。有的一次作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就符合立案条件，有的多次作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才符合立案要件，但无论是一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还是多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都仅是量的换算问题，从本质上讲它们仍然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目前，有很多法律文书上叙述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多少“起”，除非其所指的每“起”案件都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否则，我们认为这种用法是不适当的，没能正确区分二者用法的不同之处，有害刑事执法的严肃性，应当统一使用“次”。　　同时，这种“次”、“起

7、”不分现象为破案的泡沫工程敞开了大门，造成了破案绝对数的大幅度上升，实际战果被人为地放大。　　治刑不分重刑轻行7　　治安、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交叉,界限不明是当前刑事立案工作的又一重要特征。有时明知是治安、行政案件，侦破后不能仅就此案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依据有关规定(侦查标准)将其立为了刑事案件。在盗窃案件立案工作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其他罪别如：诈骗、抢夺，在立案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出现这种“治”“刑”不分的现象的主要是受重刑事轻行政的传统侦查要求和观念影响造成的。将一些发案率比较高，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