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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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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民族大学读书笔记读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国江苏苏州独墅湖图书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这句带有强烈偏见色彩的俗语,在东方世界的中国,世代流传,经久不衰。自古至今,大多数底层阶级的后代继承了父辈的辛苦,而上层阶级则富者恒富。东方世界关于阶层代际流动的观察,与西方学者威利斯的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观点不谋而合。保罗·威利斯(PaulWillis),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其1977年的作品《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
2、gtoLabour:HowWorkingClassKidsGetWorkingClassJobs)更被誉为是20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和教育学的经典。威利斯秉着多学科后学科时代的精神,基于扎实的田野工作,进行了批判性民族志的实践。田野工作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学做工》正是一部田野调查式的民族志著作,由保罗·威利斯在三年的时间里,通过密集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描绘了汉默镇的孩子们在1972年到1975年间的一连串故事,以及后续12
3、位主人公的最终命运。威利斯本人也来自于工人家庭,理解这个阶层的文化及困扰,其论点和论据充满原生阶层感同身受的说服力。时至今日,《学做工》中的许多社会现象,在中国表现得淋漓尽致。毋须置疑,中国逐渐出现社会流动性减弱的问题,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子弟选择了子承父业,再次成为工人阶级。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选择。工人阶级群体,比如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存在着一种“自我诅咒”效应。这从文化上限制了他们后代的向上流动,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在校园中,总有一批大哥,他们蔑视规则,成绩极差,喜欢飙脏话和打
4、架,却因此成为校园里的传奇人物。学校是极权制度,学生们行为受到压迫,大哥们的反权威行为与绝大多数学生的心理反抗构成响应。调查显示,这些大哥们大多出自工人阶级家庭,具有反抗权威的习惯。这些习惯,往往来自于他们的原生家庭的文化传承。他们的父辈因为各种压力,习惯了在日常生活中反抗——说粗话,捉弄他人,破坏规章制度,嘲弄权威……他们喜欢迟到早退,消极怠工,以显示自己的时间自己主宰,抵消了必须按时上班带来的不快。他们嘲笑纯理论,认为实践出真知。他们没意识到,这些束缚他们自己向上提升的性格缺陷,被悄然复制到他们孩子的身上。
5、相比之下,中产阶级,比如现在中国城市居民,由于靠文凭获得社会地位,所以保持了对书本知识的敬畏。他们不因为其没有实用价值,便否认其社会价值。他们更愿意投资更多在孩子们的学习上,所以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总是更好。比如,在西安市,2016年的高中分数线比农村地区高了100分。这反映了城市家庭更重视子女的文化教育。工人阶级的孩子从原生家庭习得了反抗权威的文化,他们在学校应该怎样去反抗呢?因为学习不好,拿得出手的便只有拳头和派头。他们拉帮结派,惹事生非,以便书呆子们臣服和恐惧。他们外表时尚,努力模仿影视剧的硬汉气质,并通过
6、与漂亮女孩交往,让“书呆子”们羡慕有加。这些派头需要钱,所以他们经常需要利用假期去社会底层打工,而这些打工经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学校的蔑视。当大哥们与老师争吵甚至动手时,他们想不到这是内心反抗权威的冲动推波助澜,这种冲动是父辈悄然植入到他们内心的。学无所成,怪学校;考试挂科,怪老师;犯错受罚,怪制度;人际孤独,怪同学;就业困难,怪时代;孤立无援,怪父母。只有责怪,没有反思;只有骂人,没有检讨。这种反抗权威的冲动,他们也将由学校带入车间,并悄然复制给后代,去重复他们父辈的生活而毫无觉察,进而把自己及后代固化于社会
7、底层。人很难超越自己的文化,因为文化难以察觉,就象鱼不知道自己是湿漉漉的一样。事实上,我们的行为被文化左右,甚至被文化决定。当心中的冲动升起时,它可能源于世代累积的巨大的伤口,或者虚妄,它支配着孩子们的身体去抗争。越反抗,越套牢,结果如同自我诅咒,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未来。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职业结构》一书中,美国人类学家布劳和邓肯提出布劳-邓肯模型,描绘和解释了工业社会代际流动范式。该模型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代际流动度较高,即子代职业与父代职业关系不紧密,决定因素在于子代受教育程度。与布劳邓肯不同,威利斯在《
8、学做工》中的分析和研究,没有建立在模型假设之上,而是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威利斯通过民族志视角观察到了阶级固化,挑战了布劳-邓肯模型。他洞察了文化在塑造“社会藩篱”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标明了官方教育在阶级流动问题上的无力。大哥们创造了反学校文化,认同了工人阶级的“读书无用论”思想,在正反校园文化,家庭,悬殊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推动下,实现了社会结构再生产。在从文化层面,工人阶层的“读书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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