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共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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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钟南山等三院士谈医患共情“医患共同决策”启航2015-06-24中国青年报“首届医患共同决策论坛”意在探讨通过医患共同决策发现解决医患矛盾之道，体制之外，医疗业内人士还能再做些什么？3位院士，数十位名医，挤在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坐诊的对象只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钟南山说：“平常我们讲医学人文，讲得比较多的是医德和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但医学人文精神更深的内涵还应包含技术层面的沟通，这就是医患共同决策。”□可也有医生质疑：如果一个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号，水都不敢喝，厕所都去不了，如何做到耐心地倾听每一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个开颅手术才得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

2、可能几千块钱，医生会“共情”、“共策”吗？---------------------------------------------------------------------6月17日，北京广播大厦10层一间小小的会议室，可能是号贩子最梦寐以求的地方。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位年龄加起来近两百岁的院士，几乎手臂贴着手臂地挤在一起。会场中间的柱子被主任级医师、硕导、博导包围着，最后一排的10多位名医，则像壁虎一样贴在后墙上，有人笑称自己的座位比飞机上的经济舱还“经济”。60位嘉宾几乎涵盖了医学相关的所有领域，都是业界的翘楚。医生们的门诊号平日“一号难求”

3、，79岁的钟南山的号据说已经挂到明年了。可这次，这些不同科室的大夫，坐诊的对象只有一个：医患共同决策。钟南山和郑家强都认为，在医改没找到抓手前，一定不能悲观，一定还要做些什么钟南山是在万米的高空，和他的朋友、英国医科院院士郑家强，一起决定召开这个纯民间的“首届医患共同决策论坛”的。起初，他们在航班上聊别的，可聊到医患关系时，两个人怎么都歇不下来了。郑家强打开正在看的美国达特茅斯研究所的终身教授格林·埃尔文（GlynElwyn）博士写的一篇关于医患关系的文章。他们想把这个博士请到中国谈谈。医患关系一直是钟南山关注的问题。他的一些言论常常被媒体引用，甚至断章取

4、义。今年3月，一名醉酒患者抢救无效身亡，医生被患者家属押着游街，钟院士气愤极了。他说：“法律一到医患这里就不灵了，这是很荒谬的。”第二天，这句话成了新闻标题。他也探讨“排队三小时看病三分钟”现象，还反思东北杀医事件后为什么有50%的网友拍手称快。他一直呼吁“医改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公立医院真正的公立性”，他也坦承，正是因为医院有创收压力，才有所谓的灰色收入，有的医院把一个手术分解成很多个部分来收钱。话音一落，“医院有灰色收入”又成了第二天的报纸标题。今年全国两会广东团开放日，钟南山第一个发言，谈的还是医疗改革，他毫不客气地说：“7年医改还没有找到抓手。”没找到

5、抓手前，他和郑家强都认为，一定不能悲观，一定还要做些什么。从左至右为：钟南山、郑家强、王辰三院士。胡卫东/摄郑家强是公共卫生专家，他说，所有人都是这个荒诞医疗系统的受害者，患者与医护可以悲观地说，这样的大环境我们怎改得了，结果是大家一起在这个恶性循环里年复一年地煎熬、沉沦。但如果有足够的有识之士不接受现实，多发声音，说不定星星之火也能带来一点有意思的改变。曾因为来不及插管上呼吸机，直接拿一块纱布盖在病人嘴上，冒着感染的风险，对一位开放性肺结核病人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的王辰院士，也一直在思考医患关系。2014年是中日医院建院30周年，当时刚任院长的王辰面对数百

6、名职工，阐述了他对好医生的理解。王辰认为，医生照顾病人有三件法宝：药物、刀械和语言。语言代表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在疗效中永远超过50%，一千年前是这样，一千年后还是这样。一个医生只有等于和大于病人的人文素养时，在医患沟通中才能争取到主动。当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了8年健康节目的主持人安杨，第一次从郑家强院士口中，听到“医患共同决策”这个词时，敏锐地感受到这6个字的方向和价值。8年里，她认识了很多大夫，因为常被亲戚朋友请求找大夫加号，她笑称自己快成“号贩子”了。她也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患者，深感医患关系出现了大问题。当时家里人为78岁、多年糖尿病的母亲的脚病，开了好

7、几次“火药味不断升级”的会议：踝关节要不要手术？换关节好，还是焊死关节好？她近水楼台找了自己的朋友，北京最好的几位医生意见不一，决策依然很难。还有一件事让她很触动。她在山西老家的老师去世了，她匆忙赶回山西。老师的家人说，老人最后去世时都不知道自己得了癌，医生和家人瞒得很“成功”。安杨出来后难受极了，她觉得老人应该了解自己的病情，以便在还有自主能力时安排最后的时光。这个经常因为在地铁上读医学人文类书而坐过站的女人，决定和郑家强他们一起办“首届医患共同决策论坛”。她很清楚，这个话题够“重磅”，3个院士也够“大牌”，多大的场地都不够，要轰动效果也不难，但最后和两

8、位院士商量的结果是，开一个“小而美”的高质量的研讨会，邀请的媒体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