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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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灯记」在台北2001年大陆的报纸出现这样一则新闻：去瞧瞧《红灯记》里的共产党如何比钢铁还要硬！几经波折，不具国共斗争意识形态的文革样板戏《红灯记》，终于跨越台海，2月8日在国父纪念馆舞台点燃红灯。这出称为「样板中的样板」的现代京剧，有让台湾戏迷仔细体会样板神髓的机会。文革样板戏《红灯记》来台演出过程，不但通关审议一波三折，连剧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虑再三。中国京剧院原来已决定更改剧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的文字，当演员们都已经练好了新台词时，院长吴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还是决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现样板戏《红

2、灯记》的精髓。在这样的报导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现实？台湾的政治愈来愈开放，但是开放到连宣传共产党「伟大」的革命样板戏都进来了，还真是令人惊诧；这是两岸关系史上一个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亲看一眼。看戏之前，刚好遇见教育部长曾志朗。所有大陆团体来台演出，都得经过教育部长的批准。曾志朗听说我当晚要去看「红灯记」，很高兴地说，「好看啊。不过他们对台湾不太了解，为了『体贴』我们，把台词都改了，『共产党』改成『革命党』三个字，说是不要『刺激』我们；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产党就共产党嘛。什么时代了。」当天晚上，我邀了三个八十岁的长辈一起去看戏：在大陆当过国民党

3、宪兵连长的父亲，浙江纯安县绸缎庄出身的母亲，还有方伯伯，他在十七岁那年跟着蒋介石从奉化溪口走出来，千山万水相随，做了一辈子「老总统」的贴身侍卫。国父纪念馆有三千个座位，不是特别有号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订这个场地，因为不容易坐满。去之前，我还想，是不是经纪人不懂台湾政治现状？那是「去中国化」在台湾的政治角力中甚嚣尘上的时候。身为台北市文化决策者的我，如果致词时引用了司马迁或韩非子，会被批为「统派」，意思是对台湾「不忠诚」。为国学大师钱穆和林语堂修葺故居时，我被怒骂质问，「钱林两人都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不可以用台湾人的钱去修中国人的房子！」在这样的气

4、氛里，来这样一出样板戏？会有几个人来看？红色的地毯，被水晶灯照亮了。人们纷纷入场。时间一到，所有的门被关上。我回头看，三千个位子，全部坐满，一个空位都没有。这是首演。灯暗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在台北正式演出。没有手机响，也没人交头接耳。台北人很文明、很安静地看京剧演员如何在钢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现英雄气概和儿女情长，如何用唱腔歌颂共产党的伟大和个人的牺牲。我偷偷用眼角看身边三个老人家，觉得很奇怪：父亲特别入戏，悲惨时老泪纵横，不断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坏蛋鸠山被袭时，他忘情地拍手欢呼。方伯伯一脸凝重，神情黯然。母亲，不鼓掌，不喝

5、采，环抱双手在胸前，一脸怒容，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演出结束，掌声响起，很长的掌声，很温暖，很礼貌，然后人群安静地纷纷散去。我们坐在第一排，看着人群从面前流过，七嘴八舌地评戏。一个头特别大的老人家大声说，「告诉你，李登辉就是鸠山！」旁边的人哄然大笑。大头老人家看起来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语：「他就是专门演毛泽东的名演员。」我赶快看他，果然，多年来在电视上演「万恶的共匪」，就是他，觉得面熟，原来长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轻人走过，谈论着「舞美设计」和「京剧动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国的「茶花女」或是英国的「李尔王」一样。父亲好像得到了戏剧的升华，很高兴地说，

6、「日本鬼子太坏了！这个戏演得好！」日本才是敌人，这戏里的英雄好汉是共产党，他浑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母亲在一旁坐着，本来就冷淡，一听父亲的热烈「剧评」，真的生气了，冲着他说，「我不知道台湾政府是干什么的，让这种戏也来演是什么意思。他歌颂的是共产党你晓不晓得？共产党杀了我们多少家人你晓不晓得？我是不会忘记的，我哥哥是被他们三反五反活埋的！」然后她带点埋怨地瞅着我，「不晓得你带我来看的是这种戏？」方伯伯看起来心事重重，在我坚持之下，才慢慢地说，「前尘往事，尽涌心头啊。。。一九七五年，老总统遗体的瞻仰仪式就在这个大厅举行的，二十六年来，我第一次再踏进这个大

7、厅，却是看这『红灯记』。。。他的遗体，就放在台上，李玉和唱『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员』的地方──」他说不下去了。小溪潺潺，得来不易「红灯记」演出的同时，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刚刚得了诺贝尔奖，在国际的追逐战中，他重然诺地首先来了台北，因为我在他得奖的半年前就邀请了他来台北作驻市作家。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到来，我担心两种反应：一种是，用民族主义的激情来拥抱他，爱他是「中国人」；第二种是，用政治的意识型态来排斥他，骂他是「中国人」。在这两种反应中，文学本身的价值都会被淹没不见。其后所发生的，出乎我的预料：人们欢迎

8、他，为他觉得荣耀，但是从北到南的讲座中，从「独派」到「统派」的媒体里，很少出现民族主义的激越语言，也很少剑拔弩张的政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