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号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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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号考释姓名：刘永广班级：08级1班学号：040801021摘要：太平真君年号的使用与当时政治形势极其宗教斗争有着莫大关系，它反映了当时社会崇道抑佛的政治趋势，是佛儒道三家势力角力的结果关键词：太平真君年号考释年号，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是我国历史上记述年代的一种特有标志。年,甲骨文作一人负禾之形,以此会成熟、丰收之意,故《说文》说:“年,谷熟也。”谷物成熟标志着农事活动的一个周期,寒来暑往的一个轮回,故引申为年月之年,这是年的常用义。年号之年用的正是此义[1]。李崇智

2、先生在期所《著中国历代年号考》一书中指出：“年号纪年早已过时，仅从年号本身来看，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但因为它是我国过去长期用来记录时间的一种名号，通常年号所纪，有助于我们确定某些事物的先后年次以及与现在的时间距离等。”[2]可以看出，作者仅是简单的将年号当作是特殊的年代标志进行研究的，对此观点我实不敢完全苟同。年号，不仅有确立年代先后顺序之作用，其本身还有着深刻地政治与文化底蕴。众所周知，每当新君登基，几乎都要改元即颁布新的年号，而后诏告天下，表示新皇帝已经君临天下，以确立起自己的合法性统治。在古代

3、帝王和群臣的心目中,确定什么样的年号纪年是一件重大而神圣的事情,关乎国运之兴衰、帝王之祸福,而年号的更替也反映出时运的变化。有学者经过研究，指出改元有五种常见情况，“一、因政局变动而改元；二，因制度而改元；三、因军事胜利而改元；四、因灾异祥瑞而改元；五、因祭祀或宗教活动而改元”。同时指出“年号与谥号、庙号、尊号、陵号”一样，都同属皇帝的名位制度，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集中反映了皇权专制的本质。第二，渗透了天命观命，无所不至地加强皇权专制的神秘性。第三，全面贯彻着君臣父子，等级上下的礼法思想，和以

4、三纲五常等伦理学说为理论依据的内容。[3]由此，不难看出，年号的背后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等历史信息，对于后世研究当时的政治局势，宗教文化，礼法制度，甚至是民俗演变，民众心态的变化，都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太平真君”是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从公元440年至451年的年号，历时12年，而拓跋焘总共在位时间29年，其余年号如始光、神麚、延和、太延、正平使用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六年，据此不难看出使用期长达12年的“太平真君”年号背后必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与社会信息。本文对“太平真君”这一年号的考释，正是

5、着眼于北魏时期比较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宗教斗争。质言之,“太平真君”这一富有强烈道教色彩年号的使用，不仅反映了当时“道业大行”的社会现实，也是当时各种政治与宗教势力相互角力的结果。一泰常八年（423）年十一月，明元帝病死，其子拓跋焘嗣位，是为北魏世祖太武皇帝。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统治时期，北魏政权凭借强大的骑兵力量，先后供灭了大夏、北燕、北凉，继前秦之后再次统一了中国北方，并西逐吐谷浑，北击柔然，暂时消除了北魏的西、北边患。但是北魏毕竟是一个以拓跋鲜卑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鲜卑贵族以征服者

6、姿态入主中原，威治华夏，鲜卑铁骑虽然征服北方广袤的疆土，但政治上的非正统性，文化经济等诸方面的落后性，使得北魏统治者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似心有余而力不足。陈寅恪先生指出，“北朝民族问题复杂，政治上的统治者为胡人中的少数人胡人。问题的发生不仅在胡汉之间，而且在胡与胡之间，北朝整个胡族不及汉人多，统治者又不及被统治的汉人多，以此极少数人统治极大多不同种族的民族，遂至无穷”。[4]而民族矛盾的产生与其说是民族压迫抑或阶级压迫产生的，毋宁说是游牧文明遭遇到农耕文明，二者对抗冲突造生的。因此，要消解民族矛

7、盾，并获得北方士人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政权的汉化势在必行。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国，经明元帝拓跋嗣传至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24年），历经三十余载，北魏统治者已采取多种措施，意图加速拓跋部族政权的汉化，以去掉“胡气”，建立中原“正朔”的新形象。汉化的推行可以统一汉人和各种不同的胡人，而要汉化就要推崇汉人，而推崇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太武帝即位后为了获得北方士族对其正统性的承认，弥合民族矛盾，在北方汉人地主官僚崔浩和道教首领寇谦之的支持下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封建化的制度改革

8、。而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佛道儒三家，就成为除制度改革之外，消弭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最好的精神粘合剂，也成为除暴力机器镇压之外的巩固和维持统治秩序的软工具。而这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太武帝对道家的尊崇，而其太平真君的年号也正是在道士寇谦之的怂恿下确立的。二从历史渊源说，道教是从古代的鬼魂崇拜发展而来的，但它又不仅仅是鬼魂崇拜，而是掺杂了秦汉时期的神仙信仰和黄老道术而成的。故道教的主要思想渊源有三：一是中国古代的鬼魂崇拜；二是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三是秦汉时期的黄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