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重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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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星：从地方政府创新拯救国家？从中国模式说起   首先，我们从甚嚣尘上的中国模式说起。中国模式的提出，首先是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和GDP持续多年的高增长率，汶川地震救灾、灾后重建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1]；是为了回应欧美国家对中国经济惊人表现背后存在的政治结构、社会发展、贫富分化、权利保障或环境破坏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的质疑。其次，还是为了应对和强化自身的统治权威，以强力化解因经济市场化改革与政治、社会改革的不配套所引发的利益分化与大量社会冲突对中国政府所造成的冲击，并压制中国社会因地域、城乡、贫富、族群差距，因社会保障、司法腐

2、败与不公、政治控制与地方治理方面存在的大量弊病，对中国政府所造成的挑战。   按照官方的说法，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及其原因的描述与总结，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的特点是经济国有化、按劳分配、市场与国家共同配置资源、自力更生。如果从突出政府的角度来讲，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是，有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有效的政府，进行渐进、平稳的试点改革。[2]朱云汉、赵穗生、相蓝欣都提出，中国模式对西方式现代化模式构成严重挑战，加速了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3]杨雪冬指出，中国模式可以作两方面理解，一是体制论，

3、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特征总结为中国模式，它包括公有制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政府主导与干预的市场经济；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与法治；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思想自由。二是发展经验论，把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成功的发展战略、政策、措施等概括为中国模式。概括来说，就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稳定、改革与发展并行；有选择的市场化与国际化；务实、渐进化改革。[4]下文的探讨对于这两个层面的区分并不明显，并且实践经验所带来的弊病往往是其体制特征所决定了的。   对这一术语标杆的树立，贡献最多的是潘维与王绍光。潘维提出，中国模式由中国独特的社会（社稷体制）、政治（民本政治）与经

4、济（国民经济）模式组成。值得重新回顾的是潘维对中国的政治模式与经济模式的特征归纳。潘维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非常独特，它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1、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上，体现的是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选拔和更换官员的方式上，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组织政府、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上，体现了中国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修正行政错误的方式上，有着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中国模式的经济领域的特点表现以下四个方面：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5、；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竞争的商品—资本市场。[5]王绍光对中国模式的思考的核心，仍在其一贯的“行政吸纳民主”的消解、反对（西方）民主的立场。可以说，后来推崇中国模式的学者对它的特征概括，或多或少都有潘维的影子。[6]   朱云汉等研究者提出，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共产党政权能够掌握何时、何处、以及如何采用外来的观念的政策主动权，其本质在于实施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以及试验性质的改革道路和强调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的政策。[7]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郑杭生指出，中国的改革无非是强势政党主导下的强势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党国英

6、和李路路也指出，中国改革30年的核心词汇与基本经验无非是市场化，市场化使中国经济有了活力，城乡间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8]这也决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是否能成功，取决于更为充分与完善的市场经济能否建立起来。因此，无论对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持肯定赞赏立场的学者动用多少华丽的辞藻来赞美中国模式的独特与成功，其实质都不过是用强有力的权力支配市场，是国家主导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换言之是选择性极高的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模式可以说是一种权力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丁学良认为国内讨论中国模式，意识形态化色彩太过鲜明，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基本上只是

7、将它看作是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而非取代其他的发展模式。丁学良概括了中国模式的六个元素：列宁式政党、军队、国家政权组成了维权的权力架构；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支撑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受控制的市场经济。他指出，中国模式的代价与成本太高，对弱势地域、族群和经济领域的剥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体制性的腐败和政治排斥越来越严厉。因为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基础建设投资和居民储蓄，所以继续运转的压力过大。[9]   景凯旋也提出，中国模式不过是权力市场经济，它虽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成功的原因，但也是现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拉动内需发展经济的障碍，因此，是一个应该

8、要抛弃的发展策略。“国家掌控主体经济，并在其它经济领域进行干预。而在国际市场上，这种模式借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