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蒙古故元情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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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与蒙古故元情结论王炳文（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5级历史学基地班）内容摘要：1368年元顺帝北逃后，元朝并未立即灭亡。作为一个仍然强大的政权，它与明朝对峙了二十年之久。纵使在此之后，一种恢复大元正统的情结仍然强烈地存在于蒙古各部之中。与此相应，在明朝统治者心中，也长期存在着一种蒙古南下颠覆明朝正统的恐惧。我们把蒙古的这一力图恢复大元的感情与明朝统治者对蒙古南下颠覆明朝正统的心态统称为故元情结。这种情结长期存在于明与蒙古双方心中，深刻影响了由洪武至正统八十年间双方的政策走向和战略格局。本文对此将进行讨论。关键词：故元情结明鞑靼瓦剌一公元14

2、02年，43岁的燕王朱棣率军进入南京金川门，登上大明皇位，并于次年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几年之后，在遥远的北方沙漠，一个叫阿鲁台的蒙古酋长在杀死当政的僭主者后，迎立故元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起初，这位汉族大皇帝与这位蒙古族的酋长关系似乎不错，但不久两人即发展到了水火不容的境地。从永乐七年到永乐二十二年，成祖始终在对日渐削弱的阿鲁台部进行着不断的大规模征讨，颇有斩草除根之意。甚至于成祖五出漠北，有四次都是直接针对阿鲁台的。《明史》卷327《鞑靼传》。这一现象曾引起过和田清博士的困惑。的确，这种做法似乎与中原王朝历来所奉行的以抚为先、以夷制夷的驭夷

3、方略大相径庭。更何况五次亲征的结果是尽管鞑靼分崩，实力大减，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个更为强大且更不友好的瓦剌，而且成祖也在最后一次亲征时病死途中，这不免令人沮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成祖不惜如此大规模地用兵漠北？难道仅仅只如和田清博士所说，是其好大喜功的性格使然？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87页。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下同。成祖病死榆木川二十五年后，亦即英宗正统十四年，瓦剌的实际统治者也先兵分三路大举南下，不仅一举击溃帝国几十万精锐，而且俘虏了亲征的大明皇帝。《明史》卷328《瓦剌传》。这一被称为“土木之变”的事件在大明一朝历史上

4、有着太多的含义。经此变故，帝国精锐尽没，无数辎重火器丢弃，对北虏的防御立成问题。英宗被俘，天朝颜面尽丧。也先则因此身分倍增，蒙古诸部对其更是俯首听命。随即瓦剌骑兵长趋北京，九门戒严，京畿震动，大明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年少位卑的郕王临危受命，在太后皇后等皇室高层、于谦等实力主战派以及一大群英宗旧僚的激烈斗争、尽力妥协下，于仓卒中组建起一个京师防御系统。所幸大明王朝这时候显示出了它顽强的抵抗能力和足够的调整能力。大量禁军以最快速度从南方调来，各地卫所援兵继至，帝国的心脏得到了及时的血液补充。北京城的保卫战最终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然而这一次帝

5、国权力的突然易手以及随之而来的中枢大换血，与八年后被称为“南宫之变”的夺权行动一起，使得明王朝陷入了继“靖难之役”之后又一次巨大而持久的高层政治动荡。这一变动的重要程度往往未被史家所重视，部分原因是明帝国与蒙古的这一军事冲突过于抢眼。而事实上，英宗朱祁镇在夺回权力后不仅暗中置其弟于死地（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残忍地处死了于谦等主战派，而且对景帝一派的清洗更是与天顺一朝相始终。《明史》卷12《英宗后纪》。这一切使得“土木之变”对明王朝最大的影响不是外部的、军事的、暂时而急剧的，而是内部的、政治的、缓慢而持久的。英宗既殁，其子朱见深继位，是为

6、宪宗，年号成化。而众所周知，成化一朝的大明已是边衅不断日见衰疲。从成化年间起，蒙古局部性的军事搔扰明显增多，这从各种史料中明朝北方边事的增多及军事设施的频频建设可证。大明王朝尚未从国初的盛世大梦中醒来，就已猝然进入了纷扰多事的一个新的时期。显而易见，制造了这起伟大的“土木之变”并兵临北京的也先，其野心远远不是仅如其因虚报贡使被明廷揭穿而恼怒般简单。《明史》卷327《鞑靼传》。蒙古此次大规模南下不同于以往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攻掠，也先的目标是要重新恢复大元帝国，入主中原。而其手中的王牌，就是元室后裔脱脱不花。历史上不乏北方游牧民族乘中原王朝

7、衰落或内乱而大举入侵并成功地取而代之的事例，这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屡见不鲜。但像也先这样以其全部力量“猝然”对一个尚处全盛（至少在表面上）的中原王朝发动大规模进攻并几乎得手，在历史上却实属罕见。上面的“猝然”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从更深层来说，也先此举实是一种必然，是蒙古部族恢复大元的情结所致。这种情结，我们姑且称之为故元情结。二蒙古以斡难河源一游牧民族而迅速壮大并终于一统中原入承大统，其历史影响是巨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朱元璋在江南立足后并未率尔北上，而是先荡平江南据有半壁河山，然后方才以重兵趋大都。明太祖对故元实力有着清醒的认识。直到洪武四年在全

8、国大定的背景下太祖与徐达等于五凤楼观兵议及荡平漠北时，他仍对诸臣用兵之请表示不能苟同。当众人力请时，他更是提醒徐达十万之请是不足的，再三强调定要出征则非十五万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