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逝世 曾为北京两次申奥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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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振梁逝世 曾为北京两次申奥陈述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巨大贡献者，中国首次申奥成功的决定性人物何振梁老先生，于今天下午因病逝世。　　中国奥运“教父”何振梁　　（本文刊发在《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版，记者水莲）　　当“北京”这最后两个字从萨马兰奇嘴里吐出时，直播大屏幕上出现了何振梁特写——这个满头银发的老人，泪水恣意流淌　　如果你不关心体育，如果不是他略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你一定会把眼前这位老人当成一个朴素的西北老汉。　　这是8月26日早晨。甘肃天水清水体育训练基地，两层迎宾楼外面，几个厨师和服务员，眼睛

2、一直朝这边张望着，他们刚和门口的这个老头集体合影。　　“我还想让老爷子签个名，他一点都没有架子。”一个女服务员拿着大概是点菜用的小本子，用胳膊碰了碰同事，一边小声叨咕。　　这位老爷子，就是何振梁，前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亲眼目睹我国从申奥失败再到成功、中国奥运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问他这几天考察西北和发达地区差异的感受，用何振梁的话说：“体会到落后地区体育运动工作的艰难”，“越来越临近奥运会了，希望能为这些贫困地区的体育状况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希望农村多一个球场，少一个赌场

3、”。　　78岁高龄，对他并不就意味着安逸的晚年生活，他现在还身兼国际奥委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等多个职务，每天工作不少于5个小时。　　他不赞同被别人称为“中国奥运教父”，更喜欢的称谓是——“中国年龄最长的奥运会志愿者”。新中国奥运会的先行者　　1929年，何振梁出生在江苏无锡市郊一个叫田屠里的地方，小学上到三年级，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学习。　　1938年，何振梁随全家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转读教会学校。1950年，21岁的何振梁从上海震旦大学电机系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解放，由于大

4、量外事活动需要翻译，共青团中央到上海选调外语干部，到有法语教育传统的震旦大学找人，就这样，何振梁从上海到了北京。　　在团中央，他的第一次翻译任务，是接待1950年4月来华访问的法国劳动青年联合会总书记雷奥斐盖尔(LeoFiguere)。尽管学过多年法语，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大量词汇的法语，他还是第一次接触，“同学”和“同志”这两个词在法语里是同一个，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在努力提高法语水平的同时，何振梁还参加了团中央机关组织的俄语学习，并且自学英语。那段时间里，但凡团中央的大型外事接待，几

5、乎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扎实的外语口语，也为他日后的体育外交生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本来在团中央工作好好的，1952年，何振梁的事业突然开始了一个重大转折，直到今天，他还开玩笑地认为那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走上了体育之路。　　7月的一天，何振梁临时接到出国通知，要他作为翻译参加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在此之前，他还不知“奥林匹克”为何物。　　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三年，由于国际奥委会内的一些阻挠势力，一部分委员拒绝邀请中国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经过艰难斗争，直到奥运会

6、开幕式当天下午，中国才收到参加奥运会的邀请。　　根据周恩来总理“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的指示，一个由团中央书记荣高棠担任团长的40人体育代表团，乘坐几架小飞机连夜赶往芬兰。由于时间仓促，球类运动员都未赶上比赛，只有游泳运动员吴传玉赶上了100米仰泳预赛，可惜遭到淘汰。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也是何振梁个人许多第一次的开始：第一次在运动场上参加中国国旗的升旗仪式；第一次看美、苏两个阵营的篮球决赛；第一次在工作中交替使用他精通的法语、不熟练的俄语、英语给人做翻译。　　这次短暂的“

7、客串”翻译，让本来就很“抢手”的何振梁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成为国家体委、外交部等多个部委“抢着要”的人才。在争取他的人当中，当时主持体育工作的副总理贺龙是态度最坚决的一位，在他的坚持下，何振梁于1955年调入了国家体委。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高级翻译，但多了一个杰出的体育外交家：为了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五星红旗，何振梁贡献了自己未来的全部岁月。舌战蒙德维地亚　　1979年4月6日，国际奥委会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地亚召开第81次全会，主要议题是中国能否重返国际奥委会。　　正是知天命之年的何振梁，代表

8、中国奥委会做主题发言，主题有两个：一是让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另一个，是请求取消台湾的国际奥委会中国代表的资格。形势并不乐观，国际奥委会里支持中国重返的委员不占多数。　　以一敌众，镇定的何振梁上演了一场“舌战群儒”大戏。做了台湾和大陆关系的陈述后，一个委员即席发难：这里谈论的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体育跟政治无关。他要求何振梁不要在这个场合发表政治言论，“我们不谈政治”。　　何振梁沉着应对，他答道：“先生，您说我不应该以政治问题来回答您的问题，但是我想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