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斌《回到政治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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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到政治常识——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序言杨光斌　　直面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天职。基于此，四年前在叶麒麟和我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就把当时正处于政治动荡中的泰国和乌克兰作为研究对象，因为我们深信，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动荡是结构性困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当然，这样的比较研究的难度也是可以想象的，叶麒麟博士迎难而上，以其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很强的研究能力按时完成了读者所见到的这本博士论文。　　时隔四年，当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问题不但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作为中产阶级代表

2、的泰国民主党变成了反对民主政治的主力军，泰国政府基本被瘫痪，这实在是世界民主史上的大笑话——民主党反对民主！乌克兰则因为种族矛盾，长期的街头政治最终变成了血腥暴力。　　比较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本身首先是一种知识贡献。我们知道，学问要么是知识上的贡献，要么是思想上的贡献，当然后者更难些。其实，即使是知识上的贡献，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中国社会科学被大量虚假的知识所侵扰。因此，提供新知识本身就是学术贡献。新知识并不是一个国家基本事实的简单罗列，而是基于认识论基础上的材料加工和选择，其中少不了必要的方法论，而比较历史方法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思考性知识。比如，国内关于泰国民主化进

3、程的研究并不少，而乌克兰研究相对就少得多。泰国的问题如果说是阶级矛盾，而乌克兰则是民族矛盾。无论是阶级问题还是民族问题，都是社会结构问题。这样把两国加以比较，就有了共同的分析变量社会结构，即社会结构与政治转型的关系。基于社会结构的政治转型比较研究，所得出的观察和洞见自然是一种精加工的知识。　　更难得的是，叶麒麟博士还给我们提供了新鲜的思想养料。社会结构本身不会行动，行动者是基于社会结构之上的政党组织。作者发现，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政党政治，泰国和乌克兰属于弱政党政治，即政党的制度化水平低，政党与其说是政党组织，不如说是临时搭伙而成的一般性社会组织，因此政党的组织力和动员能力都有待提高

4、。弱政党政治直接影响了两国的政治转型。这样，“弱政党政治”就成为连接社会结构与政治转型结果的中介机制。寻求因果关系之间的中介机制，正是社会科学的新使命和新方向。　　当然，在政党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上，理论讨论的空间依然很大。社会结构是政党赖以生存的基础，反过来政党政治又会强化既有的社会结构。这一点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很明显，比如印度的政党产生于地区和族群，而选举中的政党政治又强化了古老的族群政治生态。因此，即使是强政党政治，并不必然意味着好的民主或者顺畅的民主巩固。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正是比较政治研究的意义所在。在社会科学和思想界，因为研究范围上的局限，很多地方性知识变成了所谓的普世性

5、知识。比如萨托利说两党制有利于稳定而多党制不利于稳定，就是基于欧美而言的地方性知识，但是国内政治学界视之为普遍现象，其实，很多国家的多党制反而有利于政治稳定，比如印度尼西亚。　　比较研究泰国和乌克兰的政治转型，能给我们很多智识上的启发和感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常识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回到常识层面讨论问题。与本题相关的政治常识有哪些？　　其一，政治学学科的常识。中国政治学已经恢复30多年了，从最初的“六论”政治学（阶级论、革命论、国家论、政府论、政党论、民族论）到今天最时髦的量化政治学，“六论”似乎太土了、过时了。真的如此吗？政治学说到底就是研究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问题，国家建构中最重要

6、的问题是什么？难道不是阶级关系？难道不是民族关系？难道不是政党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政治学经典著作，都是对这些基本关系娴熟把握的结果，比如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斯考切波的《国家与社会革命》和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不要不知天高地后地认为这些过时了，运用最新方法而研究的最新问题比如民主化研究，还没有能与这些著作相媲美的。原因很简单，衡量社会科学的最高标准就是看它是否能回到我们身处其中、并时刻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结构是怎么来的。而“六论”就是关于社会结构问题的。因此，当我们的政治学在方法论上求新求异的时候，且不可忘记这些最基本的常识。不是吗，泰国的问题是阶级政

7、治，而乌克兰的问题是民族政治。　　其二，关于民主性质的常识。我们关于民主的知识到底是太多了呢还是太少呢？实在是难以回答的简单问题。但是，关于民主的常识值得澄清。时代到了今天，有谁还反对民主呢？如果把民主当做公共善，任何人都不能、也不会反对民主。但是，我们所呼吁的民主和被教导的民主往往是工具意义上的，即民主制度或民主政体。既然是工具意义上的民主，理论上的民主的常识就需要得到重述。我们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承认的是，民主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具有内在的冲突性。政治学鼻祖亚里士多德早就告诫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