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史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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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华为胜”与“风情摇曳”　　　　　——试比较《圆圆曲》与《长恨歌》艺术特色　　　　　　　　清初诗人吴伟业的“梅村体”七言歌行《圆圆曲》与中唐大诗人白居易的感伤诗名篇《长恨歌》，在主旨、题材、艺术技巧与艺术风格上都有一系列的相似点，比如，都侧重于历史题材的歌咏，同样采取七言歌行体的诗歌形式来进行表达创作；在艺术技巧方面，都善于运用比喻、虚构、想象等手法，都擅长于在细微处作传神写照进行白描；在整体的框架上，也都寓抒情因素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侧重写实手法。另在熔铸警句，讲求音韵铿锵和谐，流传颇广，脍炙人口等方面，

2、也有类似处。与此同时，两者在艺术上还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　　　　　　　　　　　　　　　　　　　　　　　　　　　　但是两位诗人所处的时代各不相同，各自的性情遭际也大相径庭，因而在各自大胆创作中还是呈现出迥然有异的艺术特色。我们说艺术是关于人性的艺术，人性的各自不同，人性的丰富复杂，必然要求一种个性鲜明的艺术来一一予以抒写。千人一面的作品是丧失艺术独创的永恒魅力的。在这里，我把《圆圆曲》与《长恨歌》总体艺术特色区别为“风华为胜”与“风情摇曳”，虽然两者表面概念似乎接近，但是细加分析，是有些微差别的。最大的差别即“

3、情”的因素。下面，我力图以这个因素为契机，切入对两首诗歌的分析比较。通篇观之，两诗在艺术上最为显着的区别就是用典的多少。白诗通篇只用了两个典故，吴诗则通篇用典，从开篇的“鼎湖当年丢弃人间”开始用典，直至全诗收尾，可以说是用典之密，令人目不暇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四三》中也认识到这点，他说“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吴优劣，即于此见。”站在历时空的角度，即“一代又一代之文学”（恰同是王国维的观点），这番对白、吴优劣的评定未必公允，但是他指出的

4、地方恰是造成两者巨大差异的原因之一。白诗用典少，吴诗喜用典，这就造成了接受上的“隔”与“不隔”，也因为此点，《长恨歌》的流传度更广理应是必然之事。这仅仅是艺术特点造成的差别，未必有高下之分。但是这种用典的疏密不同却影响到了各自的语言特色。白诗的而用典少，即使用典也让人觉不出来，犹如盐在水。这样他的诗句就显得相对自然流畅，对于情感的抒发是适宜的，有利的。反之，吴诗的大量用典，如果不是学养较高的人是很难看出典故里蕴藏的深沉身世感慨、强烈情感寄托的，或者看到了而看的模糊不清难以把握，这就阻碍了情感的有效传达。于此同

5、时，两者还存在着表达准确上的差异，即白诗语言精准，善于体情写物，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评价为“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辞”。在语言精准度这点上，吴伟业要稍逊一筹。他的文辞往往费辞而欠简练，意义隐晦，甚至于用典不甚切当或者字句不稳，这一来与他大量用典有关，而来也有个人才能擅长面的原因。这样，白诗便在情感的表达上形成了它“风情摇曳”的一面。但是任何事情皆应作两面看，吴诗的隶事用典，恰恰使得全诗在辞藻的富丽典雅上形成了他个人独特的风格。前人评价左思诗风为“文典以怨”——诗歌因使事用典而使得蕴含的信息量、内容大增，并具

6、备了古典美的文雅。这点上，吴诗“风华为胜”得益于大量典故的熟练运用。其实用典也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工夫，晚唐李商隐，北宋“江西诗派”都注重这点，做了大量尝试。尤其是诗境已经被前人开拓殆尽、一种诗文体裁业已度过了它的辉煌繁盛期后，用典，已成为自然而然的大众之举，非一人所独备。相较而言，吴诗在用典上，是取得相当好效果的。这点，王国维也同样认识到，他于《致豹轩先生函》中说：“盖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然梅村自有雄气骏骨，遇白描处尤有深味。”“梅村则专以使事为工”，言下之意，是不乏赞赏的。迨从宋始，有清一代，

7、以学问为诗是及其普遍的事，吴以雄气骏骨为诗心，使事用典，驭文自如，产生巨大影响，一批诗人效仿尾随其后，可见其魅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吴诗，“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尤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概括的相当全面。可以看出，吴诗在艺术创新上，是有继承又有发展的。词藻富丽错金镂彩的“风华为胜”即是其自我风格的一个显着方面，惟其如此，吴伟业才能自立于白居易之外，《圆圆曲》才不是《长恨歌》的鹦鹉学舌。《圆圆曲》与《长恨歌》最精彩之处便在于诗中细节处的白描，往往

8、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概言之，吴诗善于在细节之外，常常在夹叙夹议中熔铸名言警句；白诗的佳句名言却呈现出水乳交融的局面，情景一体，而且分布上俯拾即是，且富感性美。可以说，两人在这细节白描处各擅胜场，留下的佳句也予人不同滋味。但是这种不同，也同样有着“风华为胜”与“风情摇曳”区分的。两位诗人本来都是抱着关照历史兴亡观点来作诗的，其本意都具讽喻的主旨意图（白诗讽唐明皇荒淫误国，吴诗讽刺吴三桂只顾一人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