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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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 杨雪冬来源：《绿叶》2009.8摘要：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震。如何应对风险？西方三大风险研究范式——文化、治理性、风险社会—已被引介到中国，其中又以吉登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影响最大。与后现代的西方去民族国家偏重个人化应对风险不同，当代中国应围绕民族国家建构风险治理机制，并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相应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个人治理能力。 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各类风险和灾难性事

2、件频繁发生。此时，若我们缺少自己本土化的理论，就如同航海者没有罗盘，旅行者没有地图。目前的中国情形，正是如此。——我们依然停留在引进外国研究成果的水平，在应对措施上，也依然常常对西方亦步亦趋。但现实告诉我们，不对庞大的转型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进行系统分析，不对解决风险的理念、方法、机制进行中国化的思考，就会成为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带来的最大风险。 一、西方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 在风险研究中，大致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一是以玛丽·道格拉斯为代表，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二是艾瓦尔德等

3、人借助福柯思想而提出的“治理性”理论；三是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玛丽·道格拉斯把风险意识看作是人们应对紧张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可以找到抱怨或指责的对象。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认知手段和保护方式的基础上的。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一种在当代西方社会维护文化边界的手段。风险主要被用作抱怨的借口，“有风险的”群体或制度被视为危险的。有“风险的”他者会对个人的身体健康或所从属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象征性形态产生威胁。对风险的理解必然是通过文化假定完成的，因此是共同分享的惯例或期望，而非个人主

4、义的判断或个体决策者的“认知”帮助。风险在解释出错的事情或可预料的不幸时起到了“辩论资源”的作用。而且由于与科学的中立性有关，风险已经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对风险的“原罪”和“禁忌”看法继续使人们认为来自非西方社会的“他者”是危险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对环境破坏的担忧并不是来自环境威胁的不断增加，而是由于边缘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削弱了社会团结。在这种情况下，边缘群体被迫使用生态灾难的手段来保护自己。“治理性”论者利用的是福柯思想。他们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一个巨大的专家知识网络已经形成，

5、与之相伴的是围绕这些知识的建构、再生产、传播和实践而出现的各种机器和制度。这是现代自由主义政府体制出现的结果，它强调维持秩序和规则依靠的是自愿的自我训戒而非暴力或强制。因此，风险被理解为政府使用其训戒权力的一种战略，用来控制和管理人口，以最好地实现人道主义。随着社会的“规则化”，那些严重脱离规则的人就被视为“带有风险”。主张这个理论的学者更强调在政府话语或战略中“风险”的地位和作用。与“风险社会”理论者类似，一些“治理性”学者也关注风险的自我管理以及不断提高的风险“私人化”。但是他们很少谈到大型组织

6、在哪些方面应该对风险负责，而这又与“文化”理论者和“风险社会”理论者有所区别。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利希·贝克、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家们的分析，侧重于后现代社会中加深人们对风险关心程度的宏观结构因素。他们认为，在后现代性条件下，风险不仅大量出现而且全球化了，因此比过去更难以被计算、管理或避免。在他们看来，现代性不再是毫无疑问的过程了，而是产生了许多危险或“缺陷”。后现代性的核心制度——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在贝克看来，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

7、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那么在风险社会，伤害的缓解与分配则成为核心问题。在古典现代性中，财富和权力是其标志性概念，而风险和不确定性则是反思现代性的概念。贝克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财富分配和不平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人类面临着新出现的技术性风险，比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这些风险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与方法：风险计算或计算理性。在贝克的分析中，有一个概念特别值得重视，即“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他在《风险社会》一书发表两年之后又发表了《解

8、毒剂》一书，副标题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在书中，他指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这样一来，它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某种“风险”。他用“有组织地不负责任”这个词来揭示“现代社会的制度为什么和如何必须承认潜在的实际灾难，但同时否认它们的存在，掩盖其产生的原因，取消补偿或控制。“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治理形态在风险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具体来说，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