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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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章科举制度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这一举动给清末和民国乡村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虽然他没有指出这“可惊可骇之奇效”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所指的恐怕是正面效果，而非负面影响。学术界对废科举颇为重视，部分研究成果渗透在研究科举制度的专著之中;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对此也有专门的论述，主要有谢俊美的《科举制度存废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4期)、刘佰合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

2、会整合的弱化》(《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杨齐福的《清末废科举制度的文化效应》(《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刘海峰的《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罗志田的《科举制度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等。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信仰中心的缺失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多元信仰的共同体。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国家政权想改造乡村社会，把话语霸权强加于大众信仰之上，儒家思想在乡村社会失去了中心地位。其他乡村信仰，比如宗教信仰也遭到了冲击。但是，新的信仰中心始终没有在乡村社会建立起

3、来。由此，乡村社会信仰中心缺失。社会生活是一场人们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竞争运动。与此同时，社会秩序则以某种形式超然于这些各自利益的冲突之上。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整合。这种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中轴，使得其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围绕这根中轴，不至于偏离方向。这种儒家思想有着信仰的载体，即是传统的绅士和私塾。前者是儒家思想的体现者和宣传者，后者是儒家思想的根据地和传播源。张仲礼把中国的士绅分为“上层绅士”和“下层绅士”两个集团，前者包括官吏、进士、举人、贡生;后者包括各类生员。在乡村社会，各类生员通过寒窗的苦读，被科举制度吸纳进国家政权，但

4、大多数沉淀下来，继续苦读；或者教书，启蒙其他乡民参加科考。因此，他们又成为科举考试的推动力。总的说来，他们是传统乡村社会的精英，扮演着儒家思想的宣传者和实践者的社会角色，是传统儒家思想最忠实的维护者和信仰者。科举被废除之后，传统的中心信仰成为明日黄花。首先从儒家思想的中心地位的丧失来说，清末乃至“五四”时期儒学革命论响人云霄，李大钊则指出“余之措击孔子，非拮击孔子之本身，乃拮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措击孔子，乃拮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更有人提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汹

5、涌澎湃，波及乡村，传统的乡村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儒家思想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其次，科举废后乡村社会的新式学堂一时猛增。翻开这时的县志，几乎县县改办新式学堂。定海县“光绪末年，科举废而学校兴，肄业者遂渐盛，间有留学欧美日本者”。华阳县清末“改建学校，专读旁行之书及算术格物以究所谓声光电化者，而圣贤国闻故籍蔑焉，风会所趋以游习海外为上选，白屋寒门乃真有望洋之叹矣”。县以下新式学堂学生数量猛增。据统计，到1915年直隶155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的1个，1000一5000的52个，5

6、00一1000的51个。河南106个县中，学生数达5000以上的3个，1000一5000的62个，500一1000的21个。从前的旧私塾，先生教的和学生学的都是四书五经和孔孟之道；如今的新学堂，老师教的和学生学的都是光化电算和进化之论。所以私塾改为新式学堂后，儒家学说必然被新的思想所代替。再次，传统乡村社会的边缘信仰也受到了冲击。科举被废，新的学堂建立需要资金。但是，地方政府没有资金，一方面把乡村的私塾和庙宇改为学堂，没收庙产作为建立新式学堂的资金；另一方面征收“学捐”。前者比如固安县“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收各村庙产立初级小学堂，受以教科诸书，而学院一变”。再以吴

7、县、江都、高邮、南通、那县、阜宁为例，学堂所占用的寺庙在各地寺庙中的百分比分别为67.8%,50%,78%,100%,30.9%,后者比如川沙县从1906年起按潜粮的一定比例征收学捐，学捐有着明确的用途。然而，无论前者抑或后者都会触动乡民们那根敏感的信仰神经。因为乡民的信仰在神灵，神灵的安置在庙宇，你说乡民固执也好，说他们迷信也罢，但这种信仰毕竟在乡村社会存在了几千年，并且在祖祖辈辈中传延，一旦这种信仰受到冲击，他们必然反对和反击。“学捐”同样道理也触犯了乡民的利益，在一般乡民眼中，“学捐”就是苛捐杂税。于是，乡民们捍卫他们的信仰和利益。他们对新式学堂不认同，“视

8、之如蛇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