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历史知识“士绅”的溃灭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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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念群：“士绅”的溃灭在中国过去的年代，“士绅”通常是指那些有教养的人，他们经过科举制的筛选，有层序地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由于士绅在乡间地位特殊，自然一直就是小民闹事的首选标靶。士绅又是“官”与“民”沟通的中介，地位既敏感又尴尬，虽可以两边说话，却又须担载风险，搞得好两边皆大欢喜，搞不好两头都要得罪。当他站在“民”的立场也许会为百姓说上几句好话，如果只从“官”的角度设想，可能就会充当皇权意旨插入民间的管道，仗势官府欺压良民堕落成恶人也在所不惜。诡异的是，有时民间造反和镇压叛逆统统都由士绅挑头，如太平军的造反首领洪秀全是个秀才，湘军

2、之父曾国藩是休闲在家的翰林，虽然两人地位悬殊，但到了乡里一层却都是领衔处理事务的能人。无论造反还是剿逆，双方比拼不只靠军事能力，还要看各自苦心标榜出的行动理由在多大程度上能打动百姓的心，让他们死心跟随。曾国藩搞团练围堵太平军，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湘军打仗是有道德感做支撑的。“道德感”靠两个来源激发形成，一是保土保境的家乡观念，二是宗族凝聚的儒家思想。所以他用兵只选朴拙可靠的山野村夫，不用城市油滑之人，曾国藩就凭借这两条道德律令支撑起了大清的半壁江山。这两条律令比起太平军斩尽“清妖”，奔向“天国”的伪基督教乌托邦指令不一定更挑

3、逗煽情，却保证能够持久。画饼充饥伪造一个天国幻象有点像吞符念咒，药效发挥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时间耗久了一定露馅。裴宜理曾记载红枪会会员吞吃符咒犹如打上一针兴奋剂，因为符咒用朱砂写在黄裱纸条上，这些纸条内含硝石成分，朱砂是一种传统的神经镇静剂，硝石有兴奋剂的功效，两药混合服用很容易产生刀枪不入的幻觉，一旦打起仗就会玩命不怕死向前冲杀，妄想着见谁灭谁，疯癫起来可持续两个小时左右，足以应付一场小规模的战斗。与此相反，曾国藩的动员手法从不靠装神弄鬼，他反复强调，血缘、亲情、家族等乡土链条的凝聚胶固，是击败任何对手的至尊法宝。这想法貌似老

4、套，唤醒的却是沉淀百年的历史记忆，晚清一些读书人特别强调“乡土”意识的重要性，就是在湘军扫荡太平军之后才慢慢感悟出来的，民初文人动不动就爱把“地方自治”挂在嘴边，和曾国藩当年对乡土家族记忆的呼唤锻造多少有着某种关联。所以，曾国藩和洪秀全互斗起来都是杀人如麻，比赛着看谁比谁残忍，其实骨子里不过是在兜售一种迷幻心灵的药方，最后比拼的还是谁的精神力量支撑的药力更持久。药性的灌输渠道又全靠哪个首领真能敬宗收族垄断一方，说到底还是士绅在背后用实力说话。罗威廉描述湖北麻城近七个世纪的暴力根源，就发现越是到了近代时刻，无论是圩寨里的匪帮，还是

5、自组的团练，最后都要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掠夺和控制生存资源，因此各派都纷纷依托强大的宗族势力。至于族众是“匪”是“民”，常因身份转换过快，是真是假无从辨析。清朝初年曾严禁士绅与异端的秘密会社来往，终究挡不住他们与匪类的合流，乡间民众“自保”与“叛逆”的边界就这样变得模糊难辨。士绅：乡村暴力的减震器士绅在乡村能够托大是因为他既是暴力萌动的滋生点又是暴力蔓延的减震器，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士绅真正对民间发生影响应该是在宋代以后。人们多有一个误解，以为自汉武帝以来帝王就对儒家言听计从，这分明是被“独尊儒术”

6、的虚伪许诺给蒙骗了。都说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却不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道德”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谁也说不清楚，也没人恪守儒家书呆子般的教条。否则就无法解释汉代以后为什么会紧跟着出现魏晋的肉欲横流和隋唐的胡汉杂糅。在这里，从裸奔嗑药到胡服骑射，所有在后世儒家眼里大逆不道的举动都属正常。那时多教混杂，儒家讲群体仁义，佛家就讲自体隐秘清修，还有道家吃喝玩乐的人生观在等着和它叫板，三者交替竞争，谁也说服不了谁，儒家提供的人生价值期许反而还略显单薄，没什么吸引力。这也就难怪宋代以前的帝王从未把儒家道貌岸然的说辞真当回事。唐代的韩愈写了篇《道

7、统说》，硬说儒家的线索从孟子以后就断掉了，到他这里才算接上，这是在骂儒家那么多年真是没用，尽管骂得痛快，韩愈这套讲法还是没人理会，到头来只能是自说自话，孤独得自己都觉沮丧，“道统”之争反而间接透露出儒家数千年都没怎么风光过的窘态。儒家不受待见，是因为帝王总是相信单单依靠暴力统治就足够了，儒家那套满嘴虚无缥缈的道德说教虽然优雅动听却不那么实用，没什么可操作性，在孔孟时代就未见真效。秦朝用酷吏操弄严刑峻法，使得暴力管制不断升级，倒一时显得立竿见影效率奇高，却因过犹不及，终于酿成官逼民反的惨剧。暴力用到极致，小民没有退路，才轮到儒家这

8、个扮红脸的角色粉墨登台救救场面。陈胜在大泽乡暴雨中说，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还是反了吧。如果权衡下来，造反的成本不见得比忍耐的成本高，选择造反的概率就会相应增大。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暴力实施力度的大小应该与空间的伸缩有关，“空间”拓展得越快越远，管理成本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