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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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逃港”的回顾与反思摘要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大逃港”催生了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深圳的落后的面貌，推动了深圳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逃港潮这一历史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关键词逃港潮、改革开放一、“大逃港”的背景和原因（1）1950-1960年代的香港1949年后，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数以万计的人为了逃避新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从大陆逃到香港。香港人口于是由1947年的175至180万人增加至1

2、951年的201万人。新移民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把技术和资金带来了香港。因大陆中央推行公私合营政策，进而实行完全的国有化政策，不少公司把办事处从大陆各大城市搬到香港。这些都为香港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朝鲜战争时期，联合国宣布向大陆实行禁运，本来依赖转口业的香港摇身一变成为制造业中心。香港经济迅速发展。香港的1960年代跟随过去十年的步伐，继续发展与扩张制造业。强劲的经济增长令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新加坡、韩国、台湾齐名。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加上政府也积极发展基础建设及公共房屋，香港居民的生活质素普遍有所改善。香港

3、纺织工业发展在1960年代得到很大的成功，约有625,000人直接或间接投身这个行业，纺织业亦由最初以棉织业为主，其后逐渐发展出毛织业，到1960年代后期更扩展至人造纤维和成衣制造业。而香港输出的纺织品和成衣，占1960年代本地产品出口总值51%以上。（2）五七逃港：“一方面是政治运动，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一方面是青黄不接，粮食紧张，群众没饭吃。”北京一声号令，全国农村“合作化”突然加速。农民手上的土地要交回到“集体”去。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

4、，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宝安县农村一度有“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其表现为农民普遍要求“退社”。但反击“退社”和“整风”的运动接踵而至，人民的反抗被枪声镇压。宝安县那些被迫入社的农民，还有那些被镇压、被批斗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比起内地的农民，多了一条出路：逃港。农民对强迫入社不满，整风整社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逃港。同时，粤北地区发

5、生严重水灾，灾民逃至南粤，在深圳罗湖桥集体要饭，并要求到香港投亲。宝安县难以控制局势，只好请求上级放宽让一部分群众去港。（3）六二逃港：饥荒的出路1959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那个时候，宝安农民的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有的农民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为7毛钱左右，而香港

6、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为70港元，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到：“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就在这时，饥荒也蔓延全国。大家开始从“大跃进”的狂热中清醒。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供”的八字方针。不久，宝安县向广东省委要求“放宽边境”。最后，广东省委下发报告：开放边境口子，让农民自由出境。允许农民与香港做小额生意。在特殊政策下，宝安县人民的生活改善了。但从全国、全省来看，饥荒的形势却越来越严峻。可怕的饥荒蔓延全南粤。在这形势之下，1961年7月20日，广东省公安厅

7、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局长会议，放宽了群众出港条件：“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六个县市，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4）1978年：外逃风又起20世纪60年代初期，宝安县委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的口号，执行“三个五”政策，得到了陶铸的支持。几年后，宝安的人民度过了经济最困难的日子。不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地而来，县委书记李富林被关进了监狱，“三个五政策”被指为“崇洋媚外”，再不许农民过河去做生意，连养几只鸡也要挨批斗。宝安县冷清了，农民又开始喝番薯糊糊，吃咸菜根根……1978年，粉粹四人帮

8、的惊雷响过，历史新的一页翻开了，万物复苏。“逃港风”又起来了。深圳又陷入“偷渡风”的漩涡中。二、数字下的“大逃港”逃港浪潮的历史跨度30年。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