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衍莹：回忆我在北大求学时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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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衍莹：回忆我在北大求学时的往事【编者按】工学院52届电机系电讯组院友郭衍莹，航天部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北京航天测控中心顾问。郭衍莹院友攥写此文回忆在北大求学时难忘的往事，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1952年院系调整时的清晰画卷。1949年夏我在上海复旦中学毕业，适值上海解放，我考上北大工学院化工系（二年级后转至电机系电讯专业）。9月中我来北京上学，至1952年9月提前毕业。我在北大求学整整三年。有人说这三年在北大历史上是平淡无奇的三年；既不像前几届学长们大都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反蒋学生运动，又不像后来我们的师弟们经过反右、文革那些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但我却觉得这也是不

2、平凡的三年。在这三年的前二年中，北大保持着过去优良的学风。老师们循循善诱式的教诲，扎实的基础课学习，使我终身不忘，终身受益。到了1952年，我适遇中央决定全国高校49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还遇上建国后第一次高校教授思想教育运动(当时大家称洗澡运动)，以及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三件事都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深刻印象。今年正好是我毕业60周年，也是影响深远的高校院系调整60周年。据说关于当年这场高校院系调整现在正是教育界、科技界和文化界人士议论的热点。我这里主要根据我的回忆，说说在难忘的1952年中我的所见所闻。现在我们这批老校友年龄都已超过80，进入耄耋之年。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和老校友们

3、一起回忆那段岁月中难忘的往事。可能今天北大年轻师生们会感到兴趣，从中也许还会得到一些启示。一、老北大的优良学风，扎实的基础课学习，使我终身受益当时像北大、清华等旧大学理工各系的一个明显特点是特别重视基础课。像数理化等基础课程都是由名教授讲授，而专业课反而由年轻老师担当。这一点好像与当前某些大学的做法正好相反。譬如那时普通物理课由郑华炽教授讲课，普通化学课由曾昭伦和唐敖庆教授讲课，电工原理（即后来电磁学）由马大猷和黄宏嘉教授讲课，电子学由马大猷教授讲课，高等微积分由赵芳熊教授讲课，工程制图由李酉山教授讲课，无线电原理由胡筠教授讲课，等等。那时的观点是大学最重要是学好基础课。专业

4、课可以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学习，何况不少专业发展太快（如电子专业），在校期间也只能学个皮毛。这些老教授学识渊博，勤恳敬业，讲课由浅入深，循循善诱。这些基础课经常在沙滩公主府理学院的阶级教室上课，每次都座无虚席。听他们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另外我想说一下当时大学宽松的允许学生中途转系政策，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我在中学时化学成绩优秀，自认为将来可当个化学家，或当个化学工程师。进北大化工系上一年级后，每次做化学定性、定量试验时老出错，成绩始终上不去，才明白自己不是当化学家那块料。但我数学、物理成绩一直还不错。加以当时电机系开设电信专业，学生一直较少。马大猷院长看我数理成绩还不错，就鼓励和批

5、准我转到电机系电信组学习。当时电子技术方兴未艾，这个电信专业实际上就是后来电子、通信、测控甚至计算机专业的前身（国外也是如此发展）。不过当时我们国家还认识不到，也不大重视。甚至当时有中央红头文件上说我国主要发展‘有线’，因为无线不保密。有位中央领导作报告时还形象地打个比喻：发展电子技术好比菜里放盐，不放不行，放多了也不行。所以上电讯专业学生不多。当时国内，像邮电部研究所，上海电工研究所等这些主要研究无线技术的单位也纷纷下马。这一情况直至1955年后才完全纠正过来。我在电子技术这一领域干了一辈子，总不忘马大猷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马老师今年以97高龄去世，他一生为我国电子事业

6、和声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我祝愿他安息！当时的大学，学生中途转系是件平常事。因为中学生毕业时报考大学专业有很大盲目性。允许学生中途调整专业，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的一面。不少人确实因此发挥自己优势和特长，并在后来事业上做出成绩。例如于敏学长，他44年入北大时学的是电机，46年转系至物理系攻读原子物理。师从张宗遂教授。49年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几十年来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贡献，被誉为我国的“氢弹之父”，国务院授予“二弹一星”元勋称号。可以设想，他如继续学电机，很可能中国少了位世界级核物理学家。我总觉得后来的大学对学生要求更改专业管得太严，一锤定终身，不甚合理。听说近来有的大学每年允

7、许少量学生转系，但名额甚少，卡得太死。至于听说有极少数大学拿这些名额作‘开后门’和‘权钱交易’的勾当，原本应是净土的高等学府也被铜臭所沾污，使人痛心。这就不是本文探讨的范围了。1951年底，中央鉴于经济建设各条战线技术人员匮乏，决定全国49级大学生一律提前一年毕业。但仍算本科毕业，参加工作后按本科待遇。绝大多数同学对党中央的号召和决定是拥护的。但心里直打鼓，对少学一年就进入社会心里没底。但后来实践证明，北大大多数同学参加工作后都经住了考验，很快把工作抓了起来，不少同学做出了成绩。我认为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