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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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代青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论纲袁国友翻开往何一部中国近代史册，我们都能看到关于学生运动的历史篇章。我们认为，要完整、准确、科学地描述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并由此而观照出中国近代的若干历史特点，就必须对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内涵着丰富历史意蕴的学生运动给予足够的关注并进行深入的探究。学生运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独特而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世界各国的近代史上，恐伯没有哪一国的学生运动有中国的这样声势浩大、连绵不绝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以至我们可以说，中国近代学生运动成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奇观——一个独特而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尽管中国的学生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

2、占有如此独特的地位，但是要给学生运动下一个准确的界定却似乎不那么容易。在此，笔者提出这样一个较易作出、也可能较易为大家接受的界定，即学生运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处于求学期间或者说具有学生身份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对政治的干预、参与活动。用这样一个界定来检视中国近代史，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可以1895年著名的“公车上书”作为起点。因为”公车上书”运动的参加者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较之知识分子的其他阶层来说，他们又具有我们所说的“学生”身份―一群进京参加科举会试的青年学子。除了“学生”身份外，“公车上书”还包含了这样两重意义：其一，这一群

3、青年知识分子是以一个“群体”、团体或集体的身份去向清政府作出进言的，其二，他们的上书活动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性质或千预性质，因为他们针对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危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拒和”、“迁都”、“变法”。不论“公车上书”运动的最后结局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以“不在其位”的身份而欲图“谋其政”了，而导致他们采取这一行动的最直接原因则是甲午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被瓜分豆剖的形势和他们希望自强图存的愿望。自“公车上书”事件后，青年知识分子的这种政治参与、千预活动获得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在辛亥革命前的十余年间，负笈东渡的青年学

4、子发起了一次次反对清政府专制暴政和卖国行为的“学潮”。如为反对沙俄霸占中国东北领土，留日学生组织了“抗俄义勇队”，后来又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更主要的是，留日学生成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的中坚力量，为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如果说，上述这些“学生运动”还不能算是完全正规意义上的近代“学生运动”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更为完全意义上的学生运动却是从近代学校的创建而开始的。这方面，近代中国第一所高等学校——戊戌变法中诏定设立并作为戊戌维新运动的唯一成果得以保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既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也是近代中国正规意义上的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和

5、策源地。所谓正规意义上的学生运动，笔者认为，应包含两项：第一，以近代性质的学校为策源地；第二，以中国近代化运动为指向。关于第一点，我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近代性质是十分突出和明显的。京师大学堂不仅是试图变革中国旧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维新运动的产物，而且它从一创建，就以显著的区别于旧式学堂、书院、国子监、太学的办学章程迈进了世界近代高等学府的行列，尽管它的步履还是那么蹒跚，甚至还有欲进还退的踌躇，但它毕竟迈出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关键的一步。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章程规定：“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

6、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并规定：“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①这些规定表明，京师大学堂（民国后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是一所近代性质的高等学府，是中国学校教育走向近代化的开端和标志。关于第二点，即近代学生运动以中国的近代化为指向。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本文在后面将专门论述这一问题）、很难给出一个准确的阐释。但是，学生运动与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关系又是十分显而易见的。首先，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是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结果和产物，有了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如学习、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学术

7、思想），才有了戊戌维新，也才有了京师大学堂，其次，学生运动本身又成为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如贯穿学生运动始终的救亡、启蒙活动以及反对专制，要求民主、自由等主张，再次，每一次学生运动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向前推进了一步。总之，中国近代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生运动从近代性质的学校的创办而开始，并以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为策源地。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运动始于1903年的拒俄运动。这一年，为反对沙俄霸占中国的东北三省，京师大学堂学生“伏阙上书”,联名向清政府上了《抗争俄约疏》，表示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甘愿“不避斧诚之诛，冒读上陈”。清廷对学生干预政治

8、的爱国运动进行了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