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革命与辛亥革命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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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耳其革命与辛亥革命的不同：发生在20世纪前期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同为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前者使土耳其成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后者的革命果实则被袁世凯所窃取，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导致不同结果的原因何在，本文试从两次革命的诸多不同之处寻找答案。一、两国国内因素的差异从两次革命发生前的国内背景来看，凯末尔革命发生在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妄图通过《摩得洛斯停战协定》瓜分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希腊干涉军的长驱直入，在奥斯曼人中间激起了强烈而广泛的民族主义感情。在他们看来，败在英法等西方强国脚下是可以容忍的，而且这些国家的军队迟早会退

2、回本国去，“但是一个帝国的邻邦，一个过去的附庸民族，突然地冲进了帝国的心脏地带，这实在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危险和耻辱”。这种心情就好像甲午战败对中国的刺激一样。反观中国，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甲午战争已过去16年，辛丑条约也已签订10年。虽然在这期间帝国主义一直不断地在对中国进行着渗透和侵略，划分着势力范围，但在表面上，中国并没有面对多么强大的外来压力，国民的心理也相对平静。正因为如此，两者在群众的发动上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亡国灭种的千钧一发之机，广大的土耳其人民自然能够团结起来。因为内外巨大的压力使他们感受到了喘不过气的痛苦，所以纷纷要求抵御外辱而自强。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人们不顾占领军机

3、枪大炮的威胁，纷纷举行大型的抗议集会。正是有了这种基础，凯末尔才能组织起强有力的游击队和正规军。而且，对农民问题的正确处理，也使凯末尔获得了国民的支持，“约有50万农民参加了同外国侵略者进行的斗争”，他们是革命的主力。革命胜利后，政府亦采取了诸如发放贷款、降低税率、提高关税等一系列的手段来扶持和保护农业，并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出售或分配土地，从而使革命成果得到了巩固。反观中国，起来闹革命的大多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敏感的察觉到了祖国面临着危机存亡。但对于一般的农民和工人来说，在这种相对平静的日时期，革命这种事对他们来说是不能理解和只可远观的。所以在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颇有些孤军奋战的意思，他们没

4、有去充分发动群众，而群众也不具备这种被他们发动起来的前提，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不到活不下去不会起来造反的。对于这种振臂一呼无人响应的情况，革命党人只有采取诸如暗杀这类手段来发泄不满，制造影响，甚至“之所以要从事暗杀活动，完全是因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始至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这一中国第一大问题，“平均地权”并未真正实施，因而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再加之中国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文化层次较低，所以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并没有为革命所震动。他们本身并不是参与者，更不用提维护，这就使“革命党人失去了中国社会最广大的支持者”。此外，不同的信仰使得革命发动所依靠的群众基础不同。在奥斯曼

5、帝国，虽然苏丹腐败而软弱的统治引起民众的诸多不满，但几百年的民族主义传统使维护哈里发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为保卫苏丹和哈里发而同异教侵略者进行圣战是当时号召人民的一面强有力的旗帜，甚至连反对它的凯末尔也不得不承认和顺应这一现实，在大国民议会成立之初，“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尽可能的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他们对奥斯曼帝国苏丹兼民族主义教哈里发瓦希代丁的忠诚，并且重申要把他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抢救出来的愿望”。正是有了民族主义主义的号召力，有了民族主义教的战斗性和排他性，才有了广大的土耳其民众加入到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去。而在中国，实际上也存在着一种延续几千年

6、的占据人们头脑的思想——儒教，但它对革命的作用却是阻碍的。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磨平了人们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意识，使中国人变得特别能忍，而且大多怀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因此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麻木的，甚至是反感的。对大多数没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举动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只能敬而远之，希望不要殃及自身。所以说，辛亥革命缺乏一面吸引人的、强有力的大旗把被儒教禁锢住的广大下层人民号召起来。再从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来看两者的不同。凯末尔在领导人民起来争取民族独立之初，就已经认识到同帝国主义必须彻底斗争，不能有任何幻想。在1919年的《告全国人民书中》，他明确提出：“1.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

7、分割；2.要统一全国，反对外国的占领与干涉”。对某些人提出的“要求接受美国的委托统治”的建议，也予以了否定。可见，凯末尔是清醒的认识到，帝国主义是横在民族解放道路上一道不可不除的障碍，要得到他们的“帮助”和“同情”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而孙中山则不然。三民主义的旗帜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却由于过分强调反满而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对满清贵族的仇恨转移和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