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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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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科举与社会习俗的关系唐王朝建立之初,为了吸收中小地主阶层中的知识人才,曾经一度沿用隋朝科举制度:“武德四年,复置秀才、进士两科”。又“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由此可知,唐高祖武德四年决定恢复隋朝设置的明经、秀才、进士等科,并于武德五年即正式开科取士。但科举制真正开始成熟起来,则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千百年来,科举制作为选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影响,但在这里,我想就社会习
2、俗方面的影响做一些补充。隐逸之风在封建社会里,人生的价值就是侍君报君,文人们皓首穷经,以图跻身仕途。但往往是虽身居官场仕途,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虽身在朝野,却无法与统治者达成默契。这些文人们心灰意冷,逐渐淡却对仕途的满腔热情,只希望归隐田园,寄情山水。由于隋末唐初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定,士阶层对于政权更迭的现实局面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群人积极入仕,参与到新王朝的建设之中;另一群人则选择归隐山林,社会上出现了大规模的归隐之风。面对人才急剧流失,政局不稳定的局面,统治者必须采取措施来弥补中央吏员大量空缺的情况,制举就是由帝王出面进行调整的措施,并因此和唐代文人的隐逸之风结下了特定的关系。最
3、早的制举诏是武德五年三月的,诏云: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自古哲王,弘风阐教,设官分职,唯才是与。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批褐怀珠,无因自达。实资选众之举,固藉左右之容。意在搜杨,理宜精擢。是以贡士有适,爰致加锡之荣;无益于时,必贻贬黜之咎。末叶浇伪,名实相乖,取非其人,滥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职于是隳废。朕膺图御宇,宁济兆民,思得贤能,用清治本。招选之道,宜革前弊;惩劝之方,式加恒典。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宣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吏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陈其艺能,当加赏擢,授以不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制举已经开始作为选拔人
4、才的一个途径。更值得注意的是诏书里出现的如“岩穴幽居,草莱僻陋,批褐怀珠”等术语。这是对卷怀深藏之士的习称,并被唐以后历代帝王所沿用。从这以后,帝王们在下达诏书时,都习惯在前面加上诸如这样的词语来修饰那些隐逸的文人们。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虚有其表,故弄玄虚之感。但实际上,以“旌贲丘园”名义开头的制举诏书,就已经把那些文人们纳入“隐士”名下,反而成为了帝王为这些身份庞杂的士人们所举行的锡名仪式。最初可能认为是由于唐代隐逸之风推动的制举的发展,但是现在看来,倒不如说是制举给这些隐士们提供了正名的机会,它不再是事后对隐逸现象的追认,而是预先以命名的方式宣告隐士现象的诞生。古代教育唐代科举作为选拔官员
5、的唯一途径,采取考试的方式就必然会对古代的教育产生直接影响。但在这之下,不得不提另外一个选拔制度,那就是童子科。顾名思义,就是选拔那些从小天赋异禀,才智过人的儿童。唐代的童子科和科举制度中的其它科一样,有严格的规定。考试内容、方法,应试者的年龄和入选者的使用等都有条文限制。唐刚开始设置童子科时,规定入选者年龄必须在十岁以下,“凡童子科,十岁以下。”到后来又规定“实年十一、十二以下”。考试内容,要求能一经以及《孝经》、《论语》卷诵文十,并且要“自能书写者”。“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唐代的童子科有一个不断完备的过程,它开始于唐太宗、高宗年间(公元627年—655年),到了代宗广德二年五月,礼部侍
6、郎杨绾发现童子科有使幼儿凭其小聪明而获官的可能,“恐成侥倖之路”。他奏请罢废了童子科。到代宗大历三年又重新开设童子科。下诏要每年都要考选年龄在十岁以下,通一经兼《论语》、《孝经》者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等一同考试。到文宗开成二年,皇帝下诏各道,禁止滥荐童子,“冀绝倖门”,但“虽是有命,而以童为荐者,比比有之”。可见当时推荐神童以应特科,已成为社会风气,虽天子有令也难禁绝。到宣宗大中十年,对荐送童子又做了详尽的规定,为了保证童子科的质量,申饬诸道“荐送童子,并须实年十一、十二以下,仍须精熟一经,问皆全通,兼自能书写者”。如果选送那些年龄已过,并且才学平平之辈入京参加省试,那么“本道长吏亦议惩法”
7、。可见,童子科的设立经过很漫长曲折的过程,但显然采取极端的取缔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找出纰漏并不断完善。婚姻观念门第观是封建婚姻观念的核心思想,尤其是魏晋以来门阀势力的恶性发展,建立在士族政治之上的门第婚姻更为普遍化和制度化,门第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发展和日益完善,沉重打击了门阀的势力,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日益下降。与此同时,借科举翻身的新贵们却如日中天,声誉日隆,吸引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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