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梁启超的古籍整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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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梁启超的古籍整理思想安尊华①(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贵州贵阳550002)内容提要:梁启超在综合考辫前辈学者整理古籍的基础上，从事古籍整理实践，认为整理古籍是旧学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整理古籍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求真是其终极目的，又归纳了四种校勘方法，提出检验辑侠优劣的四个标准。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关键词:梁启超怀疑精神求真目的校勘法辑侠标准中图分类号:I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50(2007)01一88-4一、引言在中国学术史上，清代乾嘉学派一反明代末流做学问空疏的陋习，潜心研究古籍，对经学、史学、小学、音韵学及先秦

2、诸子百家进行注释整理，硕果累累。他们的好古学风，以诵习经史相淬励，引起了许多古书的复活，影响了近代思想，其“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更为后人所推崇。梁启超就是极力推崇乾嘉朴学求实精神的大学者，他总结清代学者整理古籍的成绩，摈弃了繁琐的考据学风，继承“求真”、“求实”的治学精髓，提出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思想，对今天的古籍文献整理与研究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二、梁启超的古籍整理思想(一)怀疑精神是考证古籍的前提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用大量篇幅论述文献史料，其中贯穿了一条红线，那就是大胆的怀疑精神。这一精神影响了上世纪20年代的整理国故的运动。以胡适而论，他

3、对史料的态度是“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梁启超对于古籍史料自始至终都抱定怀疑态度:“采取资料的原则，与其贪多而失真，不如极谨严，真可信才信，无处不用怀疑的态度。”川无处不用怀疑的眼光，不迷信史料，认为“任何名著总不免有一部分不实不尽之处”，强调“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个折头，庶无大过矣”〔’]治学要以求真为本，读书不可盲从，即使用第一等史料来立说也会导致谬误，还要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不苟同任何人，“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310梁启超晚年从事古籍整理，有诸多原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政治生涯中已不能东山再起，转而

4、从事学术研究，回归学术。在他看来，与神学、玄学不同，古籍整理时刻都应采取怀疑的态度，因为任何名著、任何古籍史料都不可能完全忠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螟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周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为其研究对象”。0[4]研究整理古籍离不开客观的资料作对象，而古籍港如烟海，不能一跳而就。于是他提出，从事古籍研究，首先要有怀疑精神，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于那些历史事实明知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反证以驳倒的;二是对史书记载的历史上事件，同样必须持怀疑态度;三是对于历史事实，由

5、于种种关系，“绝对确实性很难求得的时候，便应采取怀疑的态度，或把多方面的异同详略罗列出来。”乙’」梁启超的这种怀疑精神，源于康有为，但对康亦心存疑虑，说“至于我，虽然勇于疑古，比起他们也巳瞳乎其后。我生性便如此，一面尽管疑古，一面仍带保守性。当我少年帮助康先生做《新学伪经考》的时候，虽得他的启发思想的补助不少，一面也疑心他不免有些武断的地方，想修正其一部分。,,6]在梁启超看来，对于任何古籍都抱定怀疑态度，再从事整理和研究，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成果。其逻辑思路是怀疑—整理—成果。概①作者简介:安尊华(1966一)，男，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略论梁启

6、超的古籍整理思想而言之，大胆的怀疑精神是古籍整理的前提。(二)求真是考证之目的孟子曾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0”7',7J司马迁曾“考信于六艺”，唐刘知几开创辨伪之风，认为五经和上古之书真伪不分。宋代胡应麟《四部正讹》提出了系统的辨伪原则。清代阎若珠《尚书古文疏证》、胡渭《易图明辨》最有名。崔述《考信录》辨伪方法精妙。梁启超整合前贤的基础__匕把鉴别古籍史料总分为两类:正误鉴别和辨伪鉴别，“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有二，一曰误，二日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n[8」辨伪即辨别古书的真伪。伪书指“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而以托古人也”[9]0鉴别伪书很重要，若以

7、伪书作研究的基础，结果自然是徒劳无功，史家应当具有鉴别伪书的能力，必须忠实于史实，否则会导致思想混乱，“无因无果，是无进化。如是，则吾济治史学为徒劳。是故苟无鉴别伪书之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思想涂径起混乱也。;f10〕古籍中伪书太多，他认为已考定者“什仅二三耳，此外古书或全部皆伪或真伪杂揉者尚不知凡几。”具体而言，他提出十二种鉴别伪书的公例和六种方法证明某书是真书;还把伪书归为十类组川。伪书亦有真的一面，这体现了古籍整理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如说《管子》为管子作则伪，同样《周礼》为周公作则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