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诗歌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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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昌耀诗歌导读一《凶年逸稿（在饥谨的年代）》导读昌耀（1936-2000），原名王昌耀。生于湖南省桃源县，长于青海。1953年开始诗歌创作。1957年因诗获罪，被划为“右派”，长达22年，直到1979年才获平反。80年代之后，昌耀诗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曾被称作“新诗运动史上的大诗人”、“诗人中的诗人”。1982年后因参与“新边塞诗”，为“新边塞诗”的主要代表之一；1999年底获“中国诗歌学会”授予的“首届中国诗歌学会诗人奖”。出版诗集主要有《昌耀诗文总集》、《昌耀抒情诗集》、《命运之书》、《昌耀的诗》等。这些诗集中

2、，《昌耀的诗》收录了昌耀的主要代表作，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其流传的范围可能最广。而由昌耀本人临终前亲自编定的《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收录最为齐全。代表作有《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哈拉库图》、《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等长诗及《头像》、《致史前期一对娇小的彩陶罐》等短诗。此外，燎原的《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作家》2000年第9期或《昌耀诗文总集》）对昌耀各阶段诗歌发展做出了详细评价，可为一阅。昌耀可谓是这个时代特立独行的诗人。首先要说的是，如简

3、介中所谈到，某些评论者喜欢用所谓“新边塞诗”来指称昌耀，或者将昌耀的诗歌简单定位于“新边塞诗”，这是不恰当的。昌耀的诗歌的确有较为强烈的地域色彩，有盛唐边塞诗歌的风貌，但是，他的写作基本上并不追踪时代的流俗观念，也即不追求写作的外在社会性和政治性——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但和同时代写作者相比要小得多，毕竟一个作家不能超脱于具体时代。他所关注的或者说所要表现的主要在于个体的生存境况，在于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内在的互动关系。表现在作品中，主要有两个向度，一是抒写个体生命力的张扬，作品充满英雄主义的豪气；另一则是着力于时代对个体生

4、命的压制，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体的孤寂、茫然、焦虑、悲观及生命力的萎缩。这两个向度在80年代中后期有较为明显的交错，之前和之后则泾渭分明。从诗歌形态本身来看，很难得找到一种现成的形态与之相对应。这一方面导致了昌耀诗歌缺乏读者和评论，另一方面，则又可见昌耀诗歌的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可以说，在一般诗人难以企及的、一泻千里的艺术表现中，昌耀确立了自己的诗歌精神、美学和风格。其诗歌精神在长诗《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1998）中有揭示：“我一生，倾心于一个为志士仁人认同的大同胜境，富裕、平等、体现社会民族公正、富有人情。这是我看重

5、的‘意义’，亦是我的文学的理想主义、社会改造的浪漫气质、审美人生之所本。”遗憾的是，尽管诗人努力实现这种“大同理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无能捍卫”，只是“默守这一立场”。其美学风格则主要包含意象与用语，情感形态与最终的抒写方式等多个方面：在意象使用上，昌耀讲究铺陈，同时又追求地域性，以致被人称作是“西部意象”——“西北的旷野、荒原、漠风、瀚海、鸣沙、驼队、绿洲、篝火、鹰翅，陶片、羚羊、楼兰、牧场、草地、静湖、原始森林、河谷、雪山、雪莲、野马群、牧羊女、雄鹰、雄性、大碗酒、大块肉、长啸、嚎叫，乃至西部的太阳、月亮、天

6、空、歌声……一旦进入诗人的视野和灵魂，就会成为诗的独特发现”（姜耕玉：《昌耀：“跋涉荒原的行吟歌者》，[台湾]《创世纪》，2000年9月秋季号）。语言则多有古奥之处，很奇崛地保留有古汉语的种种特征——古汉语的顽强生命力在昌耀身上找到了落脚点；而其质地的粗犷、强硬且不乏细腻又使得它具有现代气派。情感形态炽热，充满同时代所匮乏的浪漫主义情怀。由这些所决定的抒写方式最终则是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意味和个性色彩，个体与时代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有了较为生动的揭示。可以说，昌耀的美学在于追求具有明显的美学意义的对象的抒情方式本身，技巧性则

7、退居次席。《凶年逸稿（在饥谨的年代）》可能不是昌耀最有名的诗歌，却是最早显现昌耀独立品格的诗歌。从写作时间看，这首诗作于1961-1962年间，当时所盛行的诗歌模式是贺敬之、郭小川式政治抒情诗和1958年以来风靡全国的“新民歌”——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检验，这些写作绝大多数都被证明打上了浓重的时代烙印，艺术品格低下，陷入了将艺术等同于政治的俗套。这首诗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它的最终落脚点为“生活当然不朽”，这是不能脱离具体诗歌来单独理解的，否则就会产生涂饰苦难生活的误解。事实上，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昌耀的生活环境并不好，他同样生

8、活在一个物质贫乏的“饥谨的年代”；而且，他还是一个“右派”。所谓“饥谨”，在诗中，既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精神会餐”即指伴随物质贫乏而来的精神虚妄。面对这种双重“饥谨”，诗人的情感立场很鲜明：胸怀“火种”，以“我是这土地的儿子”自命。尽管也有过“苦恼”：“蓦然被茫无头绪的印象或说不透的原由/深深苦恼”（第一节）；也用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