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的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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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永年：中国国有企业的出路在哪里?（2011-05-31）●郑永年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近年来，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抱怨的对象。公众对国企的不满有其深刻的原因，因为国企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不改革，国企不仅无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对执政党的合法性造成巨大的冲击。　　国企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在很多方面都作了尝试，但整个1980年代并没有找到改革的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发生在1990年代，

2、是在朱镕基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当时政府的做法主要有三。一是国企的法人化和企业化。此前，国企很难说是企业，因为其承担了很多非企业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每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有经济功能，而且也有政治和社会功能。这种形态的国企当然和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想吻合的。1980年代所做的只是放权让利，即政府把更多的利益让渡给企业，使得企业有动力去追求利益。朱镕基期间政府实行的法人化目标，是要把国企转型成为真正的企业。这个目标可以分解成不同的方面，目标的达成也需要一些时日。当时的改革强调的是把诸多社会功能从国

3、企分解出来，这方面也的确做到了。　　二是引进竞争机制。国企最大的难题就是缺失竞争机制。在1980年代，在国企之外开始产生一个非国有部门。但这个非国有部门并没有对国企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到1990年代，大多数国企，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处于亏损状态。1990年代开始对中小型国企实行“放小”政策，即民营化或者中国式的私有化。民营化过程尽管出现了包括被称之为“国有资产流失”等在内的问题，但方向是对的。没有这个过程，很难想象那么庞大的国企能够走出亏损的困境。民营化大大提高促成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民营化

4、对中国整体国民经济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即达成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大体平衡。而此前，国企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力量的平衡也反过来促成了两个部门之间的竞争。　　三是组建大型国企集团，即“抓大”战略。“抓大”就是在关键的领域，通常是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通过组建大型国企来强化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扮演一个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国际经济领域。因为全球化，中国企业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但在关键的领域毫无竞争力，国家因此意图通

5、过组建大型国企来参与国际竞争。　　通过这些改革之后，国企已经今非昔比，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企已经挣脱了改制前的亏损局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国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就规模来说，国企可以和全球最大的企业媲美。实际上，国企已经是海内外各方“倾心”的对象，纷纷想和国企“攀亲”。近年来的“央企化”（即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都想和国企发生关联，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国企为什么遭社会抱怨　　既然取得了那么多成就，国企为什么遭社会抱怨呢？　　首先是国企开始偏离原来组建大型国企集团的

6、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国企进入非垄断领域。原来的设想是要国企在一些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实行垄断，并发挥作用。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国企大扩张，其触角马上伸展到非垄断领域，哪里可以赚钱，哪里就有国企。结果，国企大肆进入民营企业领域，占据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很快改变着原来国企和民营企业两个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同时，也因为国企都是大型的，它们空间的扩张表明中小型企业空间的缩减。如此，国企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其二就是国企“走”不出去，或者盲目“走”出去。国企的其中一个责任

7、就是“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个目标显然没有达成，西方各国大都以政治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拼命抵制国企的“走出去”行为。但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国企“走出去”又显得不够审慎。这里主要是能源领域。国企的投资很难说具有多大的经济理性，并且都是一些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民众有“走出去”了但“走不回来”的感觉。实际上也是这样。很多国企“走出去”根本就没有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很难使人相信还是国有的。国企内部变相私有化现象非常严重，国家管理国企的“代理人”

8、对国企具有无限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具有排他性质，即国企成为了独立的王国。简单地说，国企很容易演变成国企管理者的企业，而和社会甚至是政府无关。很多年里，国有企业盈利了，国企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支配，进行内部分配。社会上的一些经营群体现在纷纷离开私企，甚至是待遇优厚的外企而进入国企，并非没有道理，即国企内部的待遇已经大大超越所有其他的企业。但是，如果一旦国企发生亏损，那么就会向政府伸手，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　　即使在“盈利”问题上，公众也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