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如何谈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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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歌：如何谈东亚这几年东亚话题越来越热，尽管“东亚经济共同体”这一现实目标实现得并不顺利，但东亚作为一个话题，却正在受到以往所没有的关注。关心东亚的并不仅仅是东亚人，在很大程度上，东亚这个范畴来自美国乃至西欧。美国很多大学里都有东亚系或者东亚研究中心，欧洲的不少地方也是如此。而在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东亚研究中心方兴未艾，尚未成为一个固定领域。应该说，东亚是一个全球性话题，中国并非其发源地。　　近年我也投入很多精力进行“东亚研究”，然而当“东亚”在中国也成为一个话题时，有个疑问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这也是我刚刚出版的一本

2、书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并不是我取的。责任编辑冯金红女士对我提供的几个书名都不满意，她有一天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可以用这个名字？我感谢她的鼎力相助。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到这几年缠绕着我的基本问题，被这个表述勾勒出一个形状。是的，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谈东亚与谈欧美一样，也需要一些理由，怎么谈才能真正让东亚成为我们的问题？　　这几年“作为方法”这个词好像有泛滥的趋势，所以我尽量避免轻易使用它。但是在我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这个来源于日本思想家的说法却越来越成为我自律的准则。　　方法，当然是相对于实体而言的。当我们把东亚视为一个实体的时候，我们就会关注它包

3、含了哪些地域，并且把那些地域的特征视为它的独特属性；我认为把东亚作为一个实体来讨论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获得真实的经验研究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这样做显然还不够。而只有当我们把东亚同时也作为一种方法对待的时候，那些独特的属性才会转变为我们共有的精神财富。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直观的认识论失效罢了。　　本书中也收入了我的一些关于日本政治思想史的论文，这些论文导源于我的上述课题意识。在这些年的学术实践中，我并未满足于仅仅把日本的思想资源实体化。虽然它们强烈地受制于日本的历史脉络，并且只有在这种历史脉络中才能有效讨论它们（在此意义上我坚持它们的实体性），但

4、是我仍然越来越自觉地从中获取了与中国社会具有共通性的“方法”。而当不懂韩文的我通过翻译谨慎地接近韩国的思想文献之时，我开始了解到，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本书中收入的我对于日本和韩国思想史文献的研究，特别是最后一篇我对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解读，基本上是这种方法论的产物，这些讨论最后归结为我最为关切的那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　　是否一定要谈东亚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真问题。但是借助于这个追问，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与自身的思想建设密切相关的真问题：我们今天的思想和知识生产是否即物？对现实急功近利的讨论是否是有效的？如果要从冷战意识形态的后

5、遗症中解脱出来，我们需要如何处理知识和思想，如何积累自己的思想传统？正是在种种追问当中，东亚成为难以替代的思考空间。它具备了实体与方法这两种重要的思想机能，缺一不可，相互补充。而只有我们也具有了相应的能力之后，它才会对我们呈现自身的丰富性。东亚范畴　　我们今天谈论的东亚，如果不考虑东南亚的话，似乎是指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个范畴其实远远小于地理意义上的东亚。即使仅仅谈东北亚，东亚也包含着朝鲜与蒙古，有人认为越南作为曾经的儒学文化圈的成员之一，也应该包括在东亚之内。但是中日韩的框架自有其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现代化”。“东盟+3”的框架，就是把中日

6、韩视为一个可以整合但无法整合的现代化区域共同体。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朝鲜战争以来的冷战格局来看东亚，那么，东亚就变成了“六方会谈”的结构，不仅朝鲜韩国都在内，甚至算不上东亚国家的俄罗斯和美国也都进来了。如果往回看，历史上的东亚则被视为一个儒学地域文化圈，汉字在不同社会里被持续使用，曾经使这个区域具有某种望文生义的“同文同种”的亲缘性。而就中国自身而言，由于中国与亚洲的东南西北部分都接壤，东部地区可以谈东亚，对于西藏和新疆这些与南亚、西亚（或曰中东）接壤的地区而言，东亚却是个有些隔膜的概念。　　所以无论怎么说，东亚都无法作为单一自足的范畴成

7、立，它在历史上不同时期指称不同对象，也在不同时期被不同主体所指称。所以，我们只能在历史语境里谈论东亚，也只有这样谈才有意义。　　近年来，亚洲和东亚这两个范畴常被互相替代，有些人在谈东亚的时候可能使用“亚洲”这个概念。这并不能仅仅归咎于概念不清，“亚洲”与“东亚”的互换使用有历史的理由。在20世纪初期，以日本赢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为媒介，“亚洲”一度成为有色人种的代名词。尽管亚洲这个概念原来是欧洲人发明的，并且它也是欧洲人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为了区别自我和他者而设置，但近代以来不得不面对欧洲殖民者的亚洲广大地区，在接受这个概念的同时反过来赋予其新的含

8、义，于是就产生了作为有色人种代名词的亚洲概念。当年孙中山在从欧洲坐船归国途中，就曾经被阿拉伯人误认为日本人，为日本打败白色人种而高兴，使孙中山发出了“日本战胜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