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构建(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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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总第84期)法治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构建蒋先福[摘要]建构和培育与法治相适应的文化伦理基础,是法治及其实现的本质规定和内在要求之一。本文侧重从中西法治历程比较的角度探讨法治与法文化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回顾和分析我国现阶段法文化伦理基础缺失的社会历史原因,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把法文化伦理基础的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人文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构成之中去,并将其列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主体性内容;充分重视本土文化伦理资源,积极开拓利用其中的有益成份;切实树立大法学教育观,探讨和建立各门学科和各种传媒通力合作的法文化伦理教育传播机制,以促

2、进我国法治文化伦理基础的形成。[关键词]法治人治文化伦理基础构建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治国手段和价值目标,它并不纯粹是法律活动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有着并非法律可以包括的、深厚的、全面的人文原因。但对于这一点,在我国法治建设实践中,长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法治与社会文化伦理基础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增进我们的认识。尤其是在我国现阶段处于由传统的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过渡的转型期,立法速度加快,法律法规数量激增,而法律资源又长期处于低效益运行状态的情况下,自觉地认识和把握社会文化伦理因素在法治建设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消除人们对法治及其实现的片面的和简单化的认识,并努力

3、建构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的文化伦理基础,更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一所谓法治,顾名思义,即依法而治。它包含着以下两方面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主客观要件:其一是必须要有一套尽可能完善地、忠实地反映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法律规范体系,这是依法而治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其二是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公民和法人)对法律规范体系所包含的文化伦理价值的认同和始终不渝的遵守,这是依法而治得以实现的关键和核心。因为法律规范体系作为理性的精巧设计和外化物,它并不能自己实现自己,而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是一种属人的活动。而一个社会的文化伦理基础及其相应的法文化氛围,不仅深刻影响人们对法律的认知、情感和

4、态度,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规定和制约着法律实现水平和方向。—3—欧洲法治史表明,欧洲各民族国家步入法治化状态,有其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回顾一下欧洲近代法治起源的历史事实,欧洲近代法治历程发端于罗马法复兴时期。这在西方法律史上就是指公元12—16世纪欧洲各国和自治城市所开展的研究罗马法,并将其基本原则和概念适用到法律实践中去的学术活动。早在12世纪的欧洲,地中海沿岸、大西洋沿岸和中西欧的一些大河流域,先后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和一定规模的发展。市场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式的兴起,客观上要求建立一套以反映其自由、公平和效率精神为宗旨的法律规范制度。恰在这时,查士丁尼《国法大全》的重新发现,

5、就为近代法律制度的孕育和形成提供了一个契机。继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率先开展对《国法大全》的研究之后,迅速在欧洲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轰动效应。据说该大学当时唯一的法律系逐步吸引了欧洲各国学生从德、法、荷、英等国前往留学,最
多时人数多达万人,其盛况非同一般。后来,席卷欧洲大地的罗马法复兴运动又与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合流,并与之并列,构成欧洲文化史上蔚为壮观的“三R运
动”。欧洲法治历程最初的历史之所以被如此“书写”,它的原因是什么呢?那就是它的文化伦理前提。在长达数百年的罗马法复兴运动中,以被誉为“法律之光”的伊尔内留斯为代表的注释法学派,以其独到的眼光最先预见到罗马法的

6、可适用性,对《国法大全》原文进行了甄别和整理,并作了初步的探讨,为后人研究罗马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继起的评论法学派则把对《国法大全》的法理阐释和实际运用结合起来,企图使罗马法与城市法、封建习惯法、日耳曼习惯法和教会法的原则相互联结和适应,从罗马法理学中提炼出适合他们所处时代需要的法律,有力地推动了《国法大全》从抽象的理论形态向法律实际应用过程的转化。尤其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法学派,将人文主义思想贯注到法学研究中来,认为法律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存在于人们的思想王国中,极大地唤起了人们充分认识自身的个性和价值,运用自身的聪明才智去创造理想未来的热忱。人文法学派把研究法律与

7、研究人的价值和需要等人文文化相结合,并使之应用于现实生活,它不仅在古典法律的人文精神与其时代所需要的法律精神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而且还影响和启迪了后来的自然法学派和启蒙学者们,为欧洲近现代法治化的实现注入了人文主义的文化伦理基质。即便是由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发起的以“信仰得救”为信条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培育和传播了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这一新教的伦理之所以与资本主义的法治精神并行不悖,就在于它高扬了“信仰”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