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尔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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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合作政府自伍德罗·威尔逊于1887年发表《行政研究》一文至今，公共行政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纵观这一百多年公共行政纷繁复杂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发现，它就像一个钟摆在效率与民主之间摆动。从霍布斯、威尔逊、韦伯到西蒙，尽管他们采取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强调在政府管理中效率的重要性。而自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到沃尔多、弗雷德里克森，他们认为民主、公平才是公共行政的不二法则，缺乏公共精神的行政注定要误入歧途。在一个工具理性盛行的现代社会里，代表效率的官僚制组织长期以来居于主流地位。虽然倡

2、导公正与社会公平的新公共行政曾经盛极一时，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官僚制。祸乱往往来自于内部，正是对官僚制效率的质疑才最后导致对其的价值颠覆，而担当这一使命的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及其理论。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潮起潮落，高举管理主义和市场主义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经历一段辉煌之后开始黯然失色。可以说新公共管理将政府管理的钟摆强有力的拉到了效率的一边，而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则是试图让这个钟摆实现在民主行政上的回归。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近乎美学意义上的七大原则，缺乏如何实现这些原则的手段。而随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以及

3、布莱尔政府的上台，一种合作政府的改革运动开始粉墨登场。合作政府的缘起如果说新公共服务是从公共管理的理念、意义等价值因素上来寻求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的话，那么合作政府（joinedupgovernment，JUG）则更多的是在组织结构、操作方法等工具手段角度来弥补新公共管理的不足。合作政府最初于1997年由英国首相布莱尔提出，并成为英国工党公共部门改革的核心词汇。布莱尔政府提出合作政府的目的在于解决日益增加的国际犯罪、环境恶化、疾病、贫穷以及社会排斥等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是现有的分工细密、层级分明的单

4、个政府组织所能够应对的，需要一个跨组织的、将整个社会治理机构联合的治理，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共组织、私人组织以及志愿者团体，通过将这些机构联合起来实施整体战略，最后建成一个无缝隙的、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合作政府提出后在其他国家也有积极响应，尤其是英联邦成员国家。英国于1997年尝试着建立第一个跨组织的联合小组“社会排斥小组”，又于1998年成立了“战略沟通小组”。澳大利亚也建立了联合中心，通过成立一个新的内阁执行处来支持合作政府的改革，并在2004年由澳大利亚管理顾问委员会发表了《把政府联合起来：合作

5、政府对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挑战》的报告。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卓有成效的新西兰、荷兰、瑞典、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打造合作政府。合作政府的出现既是现代政府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反思的结果，也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以及政府治理环境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首先，合作政府的出现是建立在对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基础之上。新公共管理运动是撒切尔执政后推行的政府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倡导小政府、自治的公民社会、市场原教旨主义、线性式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低度的生态意识，因此新公共管理运动的重要举措就是在政府

6、管理过程中运用市场化的方法，不断的削减政府管理的规模，以“3E”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唯一标准。但是新自由主义回避各种社会问题，片面追求“3E”标准也使政府的合法性降级，因此政府必须寻求一条新的道路来增加对政府的认同。其次，合作政府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过程做所导致的政府部门碎片化以及政府责任缺失的回应。新公共管理运动与合作政府在组织结构上的变革都是为了解决部门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不断的将权力下方到底层组织从而试图打破各个部门的条块分割所造成的部门的自我中心主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国家变得更

7、为碎片化。政府组织的碎片化使得部门主义向更小部门蔓延，同时众多碎片化的组织使得政府在整体上对公共治理负责成为泡影。为了克服新公共管理运动所造成严重的碎片化以及公共组织责任的缺失，通过加强跨组织的联合以及强化中央权力的组织结构，这样合作政府成为必然选择。再次，风险社会的来临催生了合作政府的产生。全球社会现在都面临着如恐怖主义、生态危机、生化安全等大事件的困扰，而这既不是部门主义的政府也不是碎片化的组织能够解决，只有进行一种通盘的考虑、资源共享以及优势互补才能使得我们从容的面对风险。最后，科技以及组织技术的

8、迅速发展极大的降低了横向沟通和合作的成本。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沟通更为便捷，同时各国极力建造的电子政府也为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创造了条件。网络化组织结构成为目前私营部门组织发展的一个亮点，这也为合作政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合作政府与第三条道路布莱尔政府推出的合作政府是在吸取战后政府改革经验教训基础上的调和主义，是第三条道路在政府管理中的体现。二战后英国政府管理的“第一条道路”是为建立福利国家而服务的，为了加强国家对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