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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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年第5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1·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何孝荣(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天津300071)摘要: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关键词:明代;南京;佛寺中图分类号:B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667(2002)0520111209自佛

2、教传入中国,三国时南京出现了第一座佛寺——建初寺。东晋、南朝时,南京作为首都,因最高统治者在其中崇佛建寺,寺院最多时达七百余所。隋灭陈,南京诸寺多毁于战火。其后,由于历代统治者仍多提倡和保护佛教,以及南京作为重要的政治中心,且经济、文化发达,佛学基础较好,佛寺时有兴盛,断续发展。不过,寺院数量始终未恢复到南朝水平,而相去甚远。明代,南京起初被定为首都,永乐以后又一直作为留都,政治地位提高,加上统治阶级对佛教保护和提倡,南京新建、重建了一大批佛寺,数量仅稍逊色于南朝,为南京佛教史上又一高峰。本文以《金陵梵刹志》为基础,参以其他各种文献,结合最新考古发掘的墓志铭,拟对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加以考

3、察,揭示其空间分布,并对其总数作出估计。一、明初敕建佛寺与南京佛寺恢复元末农民战争,使大江南北的佛教受到重创,寺院残破废坏,“多化为煨烬之区,而狐兔之迹交道”[1](卷四,《句容奉圣禅寺兴造碑铭》)。南京佛教和寺院也不例外,“兵燹圮毁之余,原野寥廓,钟声罕闻”[2]《(凡例》)。明初定都于南京,太祖、成祖等人崇信佛教,且重视佛教有“阴翊王度”作用,因而运用国家力量,在南京修建了一批佛寺,有力带动了南京寺院的恢复。明太祖与僧人来往密切,并为其所宠信的僧人建立寺院。早在渡江进入南京之初,他就曾访问城南天王山法秀禅师,“与语相契”,为建般若寺。禅师宝金“得禅家玄窍,尤精阴阳术数”[2](卷三

4、九,《碧峰寺起止记略》)。洪武五年(1372年),令在元铁索寺基础上建碧峰寺以居之。渡江初,朱元璋曾驻城南光泽乡三山。洪武十三年,命建寺于三山之阳,赐额曰“三山讲寺”。次年五月,大受宠信的印度僧人班的答示寂,命在聚宝门外驯象街建塔,藏其舍利,“且建祠宇,车驾临视,赐名西天寺”[2](卷三七,释智光《西天班的答禅师志略》)。洪武中,滨临长江建有接待寺,“以寓过江僧”,后“寺蚀于江”[3](卷五,《寺观》)。收稿日期:2002203222作者简介:何孝荣(1966—),男,江苏涟水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1994-2010ChinaAcademi

5、cJournalElectronicPublishingHouse.Allrightsreserved.http://www.cnki.net·112·2002年第5期三十一年,命改建于江东门外济川卫。在南关外石灰山东南,太祖建百福寺[4]《(寺观》)。此外,皇二十子朱松封韩王而未之国,太祖令在江东门外建积善庵,为其香火院。与此同时,为了修建陵寝和功臣墓,明太祖还将钟山周围一些残破佛寺徙建鼎新。洪武七年,原在钟山的草堂寺被迁往城东慈仁乡唐家渡,以其地为开平王常遇春墓。草堂寺元末已毁于兵燹,经此徙建,不仅得以恢复,而且规模大增。梵惠寺原在钟山白水洼,太祖卜葬中山王徐达,而将其徙置于姚坊门

6、外。洪武中期,通过修理、徙建、新建、赐额等方法,明太祖陆续建立起以灵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鸡鸣寺为代表的国家五大寺。天禧寺即晋初长干寺,在聚宝门外古长干里。洪武十三年,有官员奏准修理其中的阿育王塔。三年后,工完,寺亦得增建,“大雄之殿、僧房、两庑、重门楼观亦皆备矣”[2](卷三一,明太祖《御制黄侍郎立恭完塔记》)。灵谷寺原名蒋山寺,在钟山玩珠峰之阳。据说该寺住持因其中有塔,“前瞻宫阙,仅一里许”,颇为不便,奏请迁之。实际上,是明太祖看中了寺基,欲在其地建设陵寝。洪武十四年,命择地于独龙冈东麓,“拓大其规制,令可容千僧”[5](卷一一,《敕赐灵谷寺碑》)。寺成,赐额“灵谷禅寺”,

7、“为天下丛林之首”[2](卷三,释可浩《重修宝公塔记》)。天界寺原名龙翔集庆寺,为元文宗“潜宫”改建,在城中闪驾桥北龙河。朱元璋攻克南京之初,改额“大天界寺”。明初,最高僧司衙门——善世院及继之的僧录司均设于其中。洪武二十一年寺灾,令迁往聚宝门外二里之凤山,“一切材料、工佣之费,尽出公帑”,“寺宇之清洒开廓,比旧倍焉”[2](卷一六,姚广孝《天界寺毗卢阁碑》)。能仁寺原在南京古城西门,建于刘宋元嘉中。明初寺灾,洪武二十一年令徙建于聚宝门外。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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