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jun 文明的末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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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injun文明的末日图景——解读余华小说人物所构筑的人性世界--------------------------------------------------------------------------------文明的末日图景——解读余华小说人物所构筑的人性世界作者：jinjun【内容提要】：先锋作家余华小说人物形象的极端化特性，是其向读者所展示的先锋姿态之一。余华小说人物被赋予三种精神定位：变态者（疯子），命运悲剧人物，暴力人物（肇恶者）。这三种人物的精神定位及其相互关系暗含了余华对人性世界的解剖性思考，也是其小说人物所构筑的人性世界的

2、基石。道德缺席是这个人性世界的本质特征。余华的这种人性世界观是悲观的，是对现实人性世界的灾难性复原。【关键词】：先锋人性世界极端化解剖性【正文】：关注中国当代文坛的读者都知道，余华是中国当今少数几位能够长期占据当代文坛显著位置的作家之一。从其发表于87年的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一直到完成于95年，好评如潮的《许三观卖血记》，余华以极其强劲的实验探索精神，为当代文坛构筑了一道炫丽的风景。这道风景的炫丽之处在于，余华探索精神始终如一的韧性和对先锋写作悲壮式的义无反顾。无疑，继马原之后脱颖于八十年代后期的余华，凭借其永不歇息的反叛愿望和创新精神以

3、及丰硕的创作成果，成了“先锋派”作家的一面旗帜。“先锋不是一个固有和既成的静态模式，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在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中的变异和前趋的不稳定因素。在内涵特征上，它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思想上的异质性，它表现在对既成的权利叙事和主流话语的某种叛逆性上；二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已有的文体规范和表达模式的破坏性和变异性上。”[1]质言之，先锋就是颠覆和反叛传统，我们完全可以从余华的作品中得到充分印证。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以前的作品中，人物往往被抽象成某种符号（如《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因果链断裂，情节发展往往不符合逻辑（如《西北风呼啸的中

4、午》、《战栗》）；结局往往背离读者的阅读期待（如《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即使是进入九十年代，在经历了以《在细雨中呼喊》为标志的艺术“转型”后，余华也并非完全如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告别八十年代的先锋写作，回归传统文学道路”。余华的艺术“转型”，“实际上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2]是其对自身八十年代所建立起来的先锋写作模式的一种全面反叛，而这恰恰体现了强烈的先锋精神。在艺术“转型”中，余华抛弃了八十年代先锋写作中在文学话语层面上对叙述和形式“技术”高度迷恋的方式，转而注重作品的精神内核。这种变化体现出的决不是写作道路

5、简单的“回归”。实际上，从这之后的两部长篇小说《活者》和《许三观卖血记》来看，高度平淡的语言表层下蕴藏着令人躁动不安的巨大力量，这完全有别于传统文学。可以说九十年代余华的小说创作是在先锋文学遭受批评界价值质疑的文化境遇中，对先锋文学价值进行的一次艰辛的艺术自证。“转型对于余华同样只是一种可能性，只是一种艺术探索的阶段性尝试，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艺术的终点。”[3]在努力认识和接近余华及其作品的先锋品质之后，我们不难看出其作品与传统文学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存在的巨大差异（由于这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故不作深入论述）。问题在于，既然文学的本质是对现实生活的

6、反映，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主体地位的人，理所当然是文学所关注的焦点。正因为如此，这里面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疑问，余华小说与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小说之间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它们各自向读者所展示的人性世界产生相应性的差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批评界在研究先锋文学作品时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和艺术二元对立的研究模式仍然乐此不疲，广大批评家在过于注重作品思想和艺术研究的同时忽视了这一问题。本文试就围绕这个问题，对余华小说人物所构筑的人性世界进行一番探究。一、平铺与展示：人物形象的极端化特性和许多优秀的先锋作家一样，余华“在选择自身的生存方式时，都对民间化的社会角色始

7、终保持着高度自觉的认同甚至迷恋的姿态”，“常常是主动地强调自我的民间角色，并努力使自己在生存方式上真正地回到社会的底层，回到自由而独立的民间历史中。”[4]正因为余华如此贴近社会底层，所以其关注的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无论是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声音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连他们的活着都可以用“卑微”一词来加以简单的形容。依照传统文艺理论的观点，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物应该成为他们那一群人的代表，能够起到“典型”的作用。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传统文艺理论的一厢情愿。“典型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学形象。它通过鲜明独特的个性充分地概括着某类人物共同的特

8、征，体现着一定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和必然性。”[5]在余华小说中，即使是被广大批评家奉为文学典型的福贵和许三观，他们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