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大学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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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典大学的理念及其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刘宝存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一文中指出：“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1]现在人们研究中国大学，常把其历史追溯到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或者1895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实际上，中国作为世

2、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有着探索高深学问的传统。在西方大学理念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过成均、稷下学宫、太学、书院等探索高深学问的机构，一些史学家称它们为“大学”，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大学最早的国家或最早的国家之一。[2]从探索高深学问的传统、培养高层次学生的职能等方面来看，这些“大学”和今日的所谓大学有相通之处；但从大学制度上来看，它与今日的大学又有很大的差异。为区别起见，我们暂且称之为古典大学。中国古典大学的理念基础是儒家的教育思想，而集中讨论大学理念的儒家著作首推《大学

3、》。《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汉初儒家思孟学派戴德、戴圣叔侄所作。宋代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将其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其中《大学》位居四书之首，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大学》开宗明义地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对此，著名学者1南怀谨认为，《大学》中所谓“‘大学之道’的道，也是从形而上而来的理念”，“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大学理念”。[3]那么“大学”又是什么呢？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指出：“‘大学’一词有二义，一指大学问，一指大学校。《大学》之‘大

4、学’，只指大学问，不指大学校。”[4]因为大学问不是在修业只有数年的大学校就能完成的，而是终身教育的过程。《大学》的中心在于其“三纲领”和“八条目”。所谓三纲领，就是前面所引的“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思孟学派认为人天生就是善的，因此，“大学”的任务就在于“明明德”，即把人天生的善良德性发扬光大。“大学”的第二项任务是“新民”，即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大学”的第三项任务在于“止于至善”，“至善”即善的最高境界，即永恒的、绝对的真理。“止于至善”，也就是要去追求永恒的真理，达到真

5、理的最高境界。所谓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三纲领和八条目的关系看，三纲领提出了“大学”的目的和任务，而八条目则是实现目的、完成任务的全部过程和步骤。与《大学》同是《礼记》组成部分的《中庸》和《学记》则更多地从治学方法上阐述如何探索大学问。如《中庸》中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方法。《学记》中则提出了豫、时、孙、摩的“大学之法”和长善救失、启发诱导等教学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庸》、《学记》是《大学》所体现的“大学”理念的具体化和补充。涂

6、又光给《大学》以高度评价，认为《大学》中所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是“贯通中国高等教育历史全过程的总规律”，是“中国高等教育总规律的最佳表述”。“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有成均、私学、太学、书院、大学，尽管各有特征，也都遵循上述总规律。”[5]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一脉相承，无论是董仲舒、朱熹还是二程、颜元，其“大学”理念都未能摆脱《大学》的影响；无论是太学、书院还是某些具有古典“大学”性质的私学，也都遵循着《大学》以及《中庸》、《学记》所确立的“大学”理念。汉代硕儒、中国古代著名思想

7、家和教育家董仲舒（公元前179－104）提出“罢黜百2家，独尊儒术”和“兴太学”的主张，对后世古典大学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文化学术上的统治，从而达到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他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成为汉代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从此，尊孔崇儒的政策，一直为以后2000多年的历代统治者所奉行，对文化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正是因为此，中国的古典大学才缺乏西方大学探索“普遍学问”的精神。也正是因为此，当中国建立近代大学时，著名教育家蔡元反复

8、强调“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6]要求“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7]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下，董仲舒主张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设立庠序。所谓太学，也就是大学。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如‘大宰’俗作‘太宰’，‘大子’俗作‘太子’，周‘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