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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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七章陆游等中兴四大诗人南宋初期文学1127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大兵南下，占领都城汴京，徽宗钦宗被俘并押解到北方，北宋宣告灭亡；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今商丘）即帝位，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王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之后，南宋朝廷又在金兵的压迫下继续南迁，最后落脚在临安（今杭州）。这一事变极大的刺激给文人士大夫。他们中的有人亲历了流浪逃难的艰辛，目睹了战争的酷烈，使得心理、思想与情感都产生了很大变化。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呼声与朝廷的孱弱懦怯的对比，无不使他们感到悲

2、愤。悲愤成了这一时代文人最强烈的心态，也造就时代文学的主旋律。许多文人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激奋而又悲怆的情调。南宋朝廷自建立以来，经过与金人反反复复的战争与和谈，逐渐站住了脚跟。金人虽有一举吞灭南宋的企望，但面临着契丹的死灰复燃和尖锐的内部矛盾，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力量；而在南方，随着生机的恢复，主战派在高宗退位后，得到孝宗的支持而占了上风，但几度北伐，却也没有获得成功。就这样打打谈谈，终于签订了“隆兴和议”，大体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这一种格局使得士大夫心理以及南宋文化产生了不同于前一时期的动向。一些使命感强的文人眼见北方的沦陷在被默认为既成

3、事实，中原恢复无望，对民族的危机越加忧心忡忡，内心的悲愤也越发浓重。所以在这一时期，呼吁洗雪耻辱、收复中原，期望报国杀敌、建功立业，表现慷慨悲愤的激情和英雄主义理想，仍然是文学的重要主题。而另一方面，相对的安定促使南宋的经济迅速繁荣，北宋末年那种竞为浮靡华采的文化现象又出现在首都临安等大城市中。此外，在乡村，在山林，士大夫的闲逸生活也多少得到了保障。于是，描绘都市风流和田园山林逸趣的文学，与前一种慷慨激昂的文学，共同演出了一场不谐调的合奏。总之，南宋中期的社会情况和文人的精神生活都比较复杂，因此文学创作的视野也就比前一时代要显得广阔，内容要显得

4、丰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较为安定，人们有暇对文学的艺术形式、风格、语言以及创作思维、题材选择等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在这种情况下，旧的凝固的格局被打破了，文坛上出现了一些风格各异、成就特出的作家，如诗歌方面，有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等人；词方面，有辛弃疾和姜夔等人，形成宋代文学又一个较为繁荣的时期。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控制朝政大权的韩侂（tuō同“託”）胄发动北伐战争，不久便在四川、襄阳等地相继失利。妥协派头目史弥远重开对金和议，以献出韩的首级和增加岁币贡物为条件，使战争又一次平息。韩侂胄北伐战争失利，对整

5、个南部中国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但朝廷不敢提恢复中原的口号，一般文人士大夫的报国雪耻的梦也在黯淡下去。这是南宋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开禧北伐的失败对于南宋文学史而言也是一个转折点。在此前后不长的一段时间中，范成大、尤袤、陈亮、杨万里、辛弃疾、陆游等一批南宋中期最重要的作家都相继去世。民族的耻辱和潜在的危难，引起的不再是以往悲愤激昂，而是意气消沉的伤感。同时，相对安定给城市经济带来发展机会，造成了甚至超过北宋全盛时代的繁荣，社会中享乐风气又开始流行。一些中下层文人或辗转下僚或往来官宦之家，他们对文学干涉政治、教化不感兴趣。他们的创作题材以吟咏日常生活

6、的情怀、流连自然风光为多，情调转向带有伤感的恬淡。也因此使文学开始摆脱教化观念的束缚，对抒情艺术给予更多的重视，对以往宋诗重理智而轻感情的批评也因之出现。在这个时期内，文坛又出现了一个重大意义的现象，即随着市民经济的繁荣，商人与文学开始联姻。南宋后期最大的诗人群体——“江湖诗人”的最重要的组织者与联系枢纽竟是一个叫陈起的出版商，他出版了这批诗人的诗集，实际上推动了这批诗人所代表的诗歌风格成为一代风气。它说明了一个即将出现的趋向，即市民阶层对文学产生全面影响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了。蒙古大军的南侵结束了南宋的历史。面对又一次巨变，文天祥、汪元量、谢翱

7、等一批诗人再次写出激昂悲愤、表现出凛然气节的作品，以此结束了宋代文学的历程。第一节　陈与义、曾幾等人的诗曾幾（1084—1166）字吉甫，自号茶山居士，赣州人。有《茶山集》。他在南宋初是一个坚决的抗金派，曾受到秦桧huì的排斥。他推重黄庭坚，自己说曾把一部《山谷集》读得烂熟、又极佩服陈师道，还曾向韩驹和吕本中请教过作诗的方法，可见他受江西诗派影响之深。他常写些得轻快清新的诗作，尤其一些近体诗写得饶有情趣，开了杨万里“诚斋体”的路子。如《三衢道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在南宋初，曾幾心中如焚，据他的学

8、生陆游说，他每次去拜见曾幾，都要听到曾幾的“忧国之言”。这种忧国之情常常发于诗歌，如《寓居吴兴》：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