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五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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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大转折：1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与展望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史：五次转型1，甲午转折：走向“半独半资”2，抗战转折：外资－民营市场经济大衰，向近代理性计划经济转型3，“八大”转折：理性计划经济中衰，向“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或中国式社会主义转型4，“整顿”转折：走出“无计划的命令经济”5，“南巡”转折：明确以废弃计划走向市场为方向。1,甲午转折：走向“半独半资”以甲午战争前后为界，传统农业－手工业受到真正冲击，官营洋务经济中挫，外资与民营实业兴起。从传统习俗－指令经济向外资、民营工商业或近代市

2、场经济转型。明清用银与外贸高顺差说明了什么？导致高顺差的几个可能原因：1，技术优势（高劳动生产率）2，成本优势（劳务、地价、利息低廉与资源丰富）3，重商主义保护政策（关税壁垒）4，“消费劣势”（自然经济）排除法：明清时代适用哪一个？“落后的顺差”农业时代的外贸需求一般主要是奢侈品需求，强大帝国的这种需求（可以货币支付的需求）往往高于衰弱国家，因而容易形成更大的逆差，是为“前重商主义强势逆差”。初级工业化开始后，大宗产品供给与大宗原材料需求同步增加，但如果它是与没有投资需求的传统农业国进行贸易，则它的大宗原材

3、料需求会比大宗产品供给更易实现，从而也造成大量逆差，是为“乔治逆差”或曰产业强势逆差。秦汉唐宋与罗马属于前一种情况，而18世纪前后的西欧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两者都不表明它们的经济不如其贸易对象。勿宁说，在前重商主义条件下，明清时代中国对外贸易之从此前的历史性逆差转变为顺差，倒更有可能是她开始逐渐转为相对落后、相对“边缘”化的体现。从外贸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经济的相对盛衰变迁秦汉唐宋直至元朝，是中国“前重商主义强势”期。此期间的逆差与罗马帝国的逆差相似，都是中国在那时的贸易圈中国力相对强盛、购买力高昂、通货信用度

4、高的体现。明后期直至清末甲午，是中国“前重商主义弱势”期。此前的相对强盛不再，“消费劣势”导致顺差大增。而此期间西方则经历了从“前重商主义强势逆差”到工业化开始后的“乔治逆差”的转变。甲午后至1949年，中西贸易具有典型的重商主义性质。在中国开始投资品输入后，西方摆脱“乔治逆差”，转而因产业优势取得顺差，中国因产业劣势且无关税保护而逆差。这种逆差迴异于汉宋间的强势逆差，它反映的是中国的“重商主义弱势”和西方的“重商主义强势”。但仅就中国方面的纵向比较而言，这种“重商主义弱势”并不比此前以顺差体现的“前重商主

5、义弱势”更落后。1949－1978，中国处于“被动锁国”状态，少量的外贸顺、逆差由垄断下的政策决定，经济指标意义不大。1978年以后，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发挥成本优势逐渐成为制造业大国，与依靠技术优势的日本一样取得以大量顺差为表征的“重商主义强势”，而欧美则因“消费优势”与后工业时代产业转移而出现以“高资本输出，高消费，高逆差”为表现的“后重商主义强势”，而“低资本输入、低消费、高逆差”的不发达国家则夹在两者间处于双重弱势地位。清代的贸易顺差实际上一直持续到甲午战后道光时期的逆差并非西方工业品输入

6、增加，而是鸦片大量进口的结果，实际上是西方以鸦片顶替白银支付逆差。而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是顺差。如果顺差意味着先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除鸦片外西方经济仍然“没有竞争力”，仍然落后于中国？19世纪末，中国在禁烟失败后改行“进口替代”之策，自产鸦片逐渐替代进口，乃至转为出口。但甲午战后由于工业化起步，投资品进口大增，使中国外贸进入“常态逆差”时代。此时中国当然是落后的，但是否比过去与工业化根本不沾边的时代更落后？是否可以说中国从这时起才落后了？中国的“鸦片逆差”在鸦片战争后并未因鸦片进口增加而加剧，反而因开放

7、通商后中国传统商品出口大增、但进口工业品仍然很少，而导致逆差缩小，乃至出现间或顺差。如果除去鸦片，仅就一般商品贸易论，则明清以来一直顺差的局面直至鸦片战争时并无改变。鸦片战争后此种顺差有增无减。1894年中国的全部外贸顺差达到1330万两，除去鸦片贸易，则一般商品贸易顺差更增至4670万两，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达29.1％。即外国每购买100元的中国货，就有近三十元无法用他们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业品来交换，而必须借助于特殊支付手段（白银或鸦片）。甲午以后情况完全改观，1896年起，中国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而

8、且此期间鸦片进口急剧减少，逆差主要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大增引起。且逆差额越来越大，从庚子以前年均不过十几万到1933年最高达到45960万两。总之，直至甲午战前，西方对华贸易仍然基本沿袭鸦片战争前的格局，主要是搜购中国农副产品，用输入鸦片抵充对华贸易逆差，直到甲午后，西方工业品才真正打开了中国市场。甲午前后中国外贸平衡（单位：百万海关两）甲午以后中国真正进入了外贸逆差时代此前中国的“顺差”并不反映中国的强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