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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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文化·雕塑——雕塑如何让城市更精彩城市是什么？——由世博会命题延展开的“城市化”这个语词，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从一个专业化语词变成了大众化的话题，在演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人忘却它出现之初的本来涵义。人们已经懒得思考它是如何发生的，它本身所具备的两面性，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如“春夏秋冬”一般季节变化般寻常的自然现象。关于“城市化”的历程和各种利弊的讨论，很多专家学者都有详尽的讨论，比如范恒山先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地区经济司司长）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张钦楠先生（著名建筑师）的《城市应当如何开发》，范长江先生（著名社会活动家）的《中国的西北角》等等著述。从这些论述中，可以

2、显见两个基本命题；第一，是随着工业化的全球蔓延，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大量的农村地区将会转化为城市，大量的农民将会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成为工业人口，并逐渐转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需要解决很多矛盾（如城市面积增长速度大于城市人口增加速率，老龄化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失业人口，交通拥堵问题等等），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出发点即是：如何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古老命题。之所以说其古老，是因为这句话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与之是一脉相承的，

3、而进一步的思考，就是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誉满中西，从事建筑与规划行业60多年的泰斗吴良镛先生的毕生精力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对于上海世博会他的直接回应是：“把美好的城市与美好的生活联系起来，是一个非常切合时势的好宣言”。而对于生活，在《期望的概念》（副标题为《城市对自己的未来应当知道些什么》）一书中的段落说的十分妥贴：当我们谈到“生活”，我们指的是一种高质量生活，而且不只是为了个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社会整体。我们寻求的是能最大程度取得共享满意的条件，正如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所有的“最大

4、量民众的最大快乐”。在一个叫做哥本哈根的城市中，人们以公共汽车和自行车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艺术是生活的食粮，歌剧院与博物馆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吴良镛先生反对以商业化的手段“打造XX名城”，但是我们可以发掘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每个市民从心中对自身城市的定义，就成为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有了这样的底蕴，一座城市的气质和性格就会慢慢的显现。对于城市，有很多种比喻，芒福德的磁体论和容器论是比较著名的，对于日渐多元化的城市，任何一种单一方面的比喻都显得单薄，城市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他有自己的年龄，有自己的肤色，有自己丰富的性格……按照这个比喻，城市的外在就是他的自然条件，而其内则是这座城市的

5、文化。文化·城市——阴阳鱼般的存在文化生成了城市还是城市塑造了文化？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就像太极图的阴阳鱼，我们的祖先早用“共生”的智慧了解决了这个非此即彼的难题。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有时候又很虚，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在外地人眼中，对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刻板化的印象，而一个城市真正的文脉则是在一代代居民的衣食住行中。每一座城市的发展都与自身的历史息息相关，组成和创造这些历史的，就是这座城市中进进出出，新陈代谢的群体。吴焕加先生（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学会理论与创作委员会委员）在《城与人——关于北京城》一文中，这样说：城市的形态带有它形成时期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思想意识的

6、特征，有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烙印。……但纵观世界城市史，就长时段来看，城市没有一成不变的，更非永恒的。许多城市诞生了，兴盛过，后来又消亡了，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有兴有衰，有生有灭，如同有生命的东西；加之城市里住的是有生命的人，人的变化比城市更快，因而我们应该把城市看成是有生命的、活的东西，城市是生命体。这段话中阐释了城市文化的两个层面。其一是基因层，一座城市的文化是带有历史惯性的，有因果性的，与城市的生发与所在地域和时代都有基因般的关联；其二是血肉层，城市中的人群组成了这座城市的血肉，但是这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文化在东西之间，城乡之间，互联网与现实之间蔓延流动，我们与彼时的中西方不同

7、，我们处在一个意识全球化的阶段。彼时的中西方就像两个不同的时代，各自创造了不同的文化成果和不同的城市风貌：中国的城市多体现王权和天圆地方的哲学思维，城中的“市”的发展是在宋、明之后才有大的发展，我们的历史造就了北京城，造就了江南园林；西方的城邦文化与中世纪的宗教时代，构筑了卢浮宫，构筑了修道院与教堂组成了城市风貌。但就像前文说的，这个时代拉近了地域间的距离，同时我们的城市在急剧的扩张，留给城市建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都很局促，因此就出现了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