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广播电视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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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前言广播电视史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从宏观上来说，一方面它属于历史科学的范围，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特别是新闻史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又是广播电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实务等一起构成广播电视学的整体。广播电视史学的任务是研究和探讨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从中寻求其发展规律和总结历史经验，为办好广播电视服务。广播电视史乃至广播电视学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多年来颇有争论。直至1992年11月原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以后，争论始告一段落

2、。上述国家标准中明确将“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所属二级学科之一，同时又将“广播电视史”与“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播音”等一起列为“广播与电视”所属的三级学科。至此，广播电视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现在，摆在广播电视史教学研究人员面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从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具体过程入手去研究、探讨，把广播电视史这门新兴的学科建设好，使其在人文社会科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这里首先回顾一下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的进展历程，也许从中可以得到某些有益

3、的启示。自1923年中国境内出现第一座广播电台以来，迄今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已有近80年的历史。追本溯源，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广播史研究的萌芽算起，中国广播电视史的研究也已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其间，约略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缓慢起步的第一阶段。中国广播史的研究始于对一个地区广播事业发展的描述。上海是中国广播事业的发源地。目前找到的最早的一篇广播史的专文是曹仲渊写的《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文中的“无线电话”、“播送站”，即今天的“无线电广播”、“广播电台”。作者称该文是“上海播送站之沿革史”。至20年代后期，广播事业尚未形成一种独

4、立的事业，因此，早期广播史的研究成果无专著，只是分别写入新闻史或交通史著作中。我国著名新闻史学者戈公振最先把广播事业视为新闻事业之一种，并写入他的代表作——《中国报学史》一书。20年代中期成书的《交通史·电政编》及其他一些交通史著作，对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广播事业的兴办情况作了记载。1929年底，国民党中央台编印了我国第一本广播年鉴——《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收入了该台及中国广播发轫时期的重要史料。从20年代末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10年间，随着中国广播事业的较大发展，对中国广播史的研究也有了初步进展，除散见于综合性

5、年鉴（如《中国国民党年鉴》、《申报年鉴》等）和广播专业期刊（如《广播周报》等）外，具有代表性的专文有胡道静于1936年先后发表的《上海与广播事业》和《上海广播无线电台的发展》。两文内容基本相同，对上海抗战前广播事业的发展作了比较系统的记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另一篇是吴保丰1937年6月发表的《十年来的中国广播事业》。吴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他的文章对1928—1937年间中国广播事业（东北地区未包括在内）的论述，也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史研究

6、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除一本《中国广播无线电事业概况》外，在赵君豪的《中国近代之报业》、任白涛的《综合新闻学》等书中尚有一些有关广播事业发展的记载。1947年11月间，国民党政府新闻局编印了一本题为《广播事业》的小册子，介绍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两年间国统区的广播事业概况。综上所述，全国解放以前，关于旧中国广播史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少数新闻史、交通史方面的专家学者所作的研究工作，但由于主要精力未用于对广播事业的研究，因此成绩并不显著，也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另一种是国民党广播事业机构根据对当时广播事业状况调查编撰的专文、

7、专刊，其中许多基本事实材料虽然可供我们今天了解当年广播事业情况参考，但由于编写者的政治立场的局限，在使用时必须注意分析、批判。4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广播事业创办之后，由于长期处于战争年代，不可能有专人从事广播史的研究工作。抗战胜利之际，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恢复播音后，为了向国统区听众介绍解放区的广播事业，延安（陕北）台先后播出的《介绍XNCR》、《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陕北台二周年告听众》等以及《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等文章，这些可以看作是对解放区广播史研究的萌芽，其特点是把对广播历史的研究同

8、介绍解放区广播事业和总结工作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等单位还编印过《解放区广播电台介绍》、《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介绍》等小册子，为我们今天研究解放区广播史保存了一批重要史料。曲折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